60年代，阶级斗争激烈，两个派别希望副厂长褚时健出面表态，站个队。他说：“你们斗你们的，我只管生产，什么都不要来找我。”两派的人只得作罢，毕竟没了褚副厂长抓生产，大家都吃不饱。但也有人不服，故意刁难他。一次他八岁的儿子褚一斌到食堂打饭，无故被工厂革委会的人打了一个打耳光。
褚一斌回家告状，褚时健平时涵养非常好，这时候却也生气了：一个大人，竟然动手打一个小孩！
他推儿子：“你去打他去，他敢再不讲道理我找他！”
褚一斌看见父亲发火，哪里敢真的去找革委会的人，这事就此作罢。
幸得褚一斌年纪小胆子不大，并没有真的仗着父亲撑腰去找打他的人说理，否则褚时健可能真的会为此陷入斗争泥潭。
他虽然一直对革委会的人不事生产，只会斗争的做法很不满，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年代，能够维持表面的平静生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更清楚，革委会的人之所以对他敬让三分，就是因为他有法子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他得把力气使在对的地方。
褚时健的妻子十分了解他。她说：“别人都说他最擅长经营和管理，实际上他最擅长的是把工厂的生活搞好。”
糖厂的业务虽然越来越好，利润越来越高，但是职工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大家的工资还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褚时健再改也不敢碰政策底线。但是一直这样下去，也会损伤工人的积极性，他替工人们叫屈：“你叫我苦战10昼夜，稀饭都不得喝一碗，那我干个哪样？我回家打瞌睡行不行？”
他又开始动脑筋。他看到洪水冲过的河滩，上面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但石头下面全是好土。他立刻组织职工成立了副业部，到河滩上去开荒：把石头反过来，刨出下面的土，垫上石头滤水，上面铺五六十厘米的厚土。就这样给工厂开垦出了十几亩菜地。
上面种出的蔬菜既能供应糖厂食堂，还能便宜卖给糖厂职工，外面三毛钱一斤都买不到，厂里只卖三分钱一斤。
除了种菜，他还派人养了300多头猪。糖厂的下脚料拌上细米糠，是非常好的猪饲料，厂里的300多头猪养得圆滚滚的，比别人家的猪都肥。
糖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几乎是突飞猛进，县上有些人嫉妒他们的好日子，想找麻烦。褚时健早已经料到，底气十足地说：“我们都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做的，并没有违反政策。”
他虽然事事小心，十分谨慎，但两派的人斗争过程中，还是会偶尔写写的大字报，把他“摘帽右派”的名头拿出来说事。但是一直没有闹得很过分，革委会的人事后还会找褚时健聊聊，安抚他的情绪：“我们写大字报完全是出于无奈......”
“我们前面闹革命，褚副厂长还是需要在后面抓生产.....”
很多年后，褚时健谈起当年的动乱岁月，说道：“人跟人是有感情的。小镇上跟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硬斗硬，两边拔枪，要武斗。在戛洒这些地方很难。”
小地方的人情味是一回事，生活水平提高了，工厂革委会的人负面情绪也就没有那么多，斗争起来就没那么好勇斗狠。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褚时健在糖厂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才是他能在那个年代守住平静生活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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