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长在江南丘陵山区,从不觉得自己和繁华的大上海能扯上什么关系,直到最近读到了小说《繁花》。
这本书真的很难“看”下去。因为,在我的视线所及的范围内,这本书里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不是静静地躺在纸面上的,而是站起来,甚至跳起脚起来,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和音调,蹦进我的耳朵,让我的耳室里塞满了熟悉的沪语喧嚣,嘈嘈切切。看这本书,我时常要闭上眼睛,因为眼睛跟不上耳朵只能退居其次,让耳朵冲锋在前,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繁花的尘宵。
我知道,这是奶奶来了。
我从小长在奶奶身边,奶奶是上海人。若是一个生活在黄浦江边的上海人讲一口上海话那再平常不过了,可是奶奶九十余年的漫长人生中有一大多半是落脚在我们山区里,她那口“洋气”的乡音,屡经世道的磨难和山野的淘洗,也一直未曾改变。
乡音有时候像水湾,怀抱着客居他乡的一叶叶扁舟,熟悉,安宁,笃定。我是在奶奶的吴语歌谣中摇大的,也是被奶奶做的红绕肉、肉饼子蒸蛋、霉干菜烧肉、腌笃鲜,大馄饨等江浙菜肴喂大的。虽然奶奶说的话和我们当地的方言天壤之别,但我一在她身边坐下,就感觉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切温暖,那种家乡的幸福感涌上心头。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会说真正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的语言,多地的辗转也让我的语言体系更加的“混乱”。但我想,家乡之所以让人眷恋,不是家乡话,而是家乡人。
奶奶的生活就和她讲的上海话一样,很有“调调”。她喜欢看小说看电影,唱流行歌吃巧克力,这性情一看就不是我们“山里人”。多年后,我曾接奶奶到我生活的城市来玩。我问她,奶奶,你想去哪玩?当时已八十高龄的奶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要去看电影和吃西餐!”果然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想起奶奶以前和我“科普”的那些老上海的大明星及电影,还有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扎着蝴蝶结的两个辫子娇俏地放在胸前,一双大大的明眸微波荡漾,含着笑意望着远方……那张照片也应该属于大上海的电影橱窗。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抗拒甚至是反感奶奶家那些大城市的亲戚,顺带讨厌起了“上海话”。且不说亲戚们那种表面客气中是否真的隐藏着精明算计并彰显着优越感,单就现实生活中城乡身份的巨大落差,就足够让我滋生出无数的卑微和敏感。我大学报志愿时,理直气壮地提了一条要求,离上海杭州越远越好!年少气盛的我,就要挣脱那个家族的“旧锁链”,去开辟自己的“新世界”,“旧锁链”承载的一切都要抛掉,抛掉,抛掉!当然包括,语言。
如今我早已退却了“少年狂”,但奶奶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时空让我们变得日益疏离,我越来越难听到她讲的上海话。去年年底,奶奶离开了我们。当奶奶和爷爷合葬时,我想,我可能真的和杭州上海没什么关系了,它们恐怕只能存在于我的“祖籍”里。少年时代奋力想甩掉的东西,中年时代真的离我而去,只剩下了落寞与孤零。
然而,当我读到《繁花》时,耳朵里那些嘈杂声响似乎又点醒了我,奶奶还在,她一直在给小莎莎讲上海弄堂里的故事呢。我一个长于山野的孩子,却对十里洋场的上海话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解力,就是奶奶留给我的礼物,它们在,奶奶就在。
就像我以前经常听奶奶唱起的那首歌,我永远会记得,“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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