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正月十一,我们团队四个潮汕的小伙伴,约好了一起来到潮州古巷的岭后康复村,想对这里仅剩的三位老人进行访谈。不曾想,却撞见了一次死神与老人的擦肩而过。
岭后康复村的三位老人中,七十多岁的村长和八十多岁的若深伯是麻风康复者,而另一位六十岁的伯伯良浩,则是因为幼年患病智力发育迟缓而被送进来。若深伯手脚不便,日常良浩会帮忙照顾他。
康复村里的非康复者良浩我们过来的前几天,若深伯刚好有点感冒发烧,一直卧在床上。我们去探望时,他精神很好,谈兴也高,我们便斟酌着,在照顾他身体的前提下进行访谈。
正月十三下午正在村长家喝茶,良浩突然出现在门口说,若深伯病急。
我们急忙赶过去,还未进屋,便听到大声的抽气和呻吟。一进去,伯伯躺在床上,背朝着门蜷缩成一团,身上盖着几张被子,身体却一直在发抖。
他并未回过头看我们,只是一边喘着大气一边说:
“下午和两个妹仔聊得正投兴,精神好得很。我不累,她们说要回去。哪知这躺下还不到一会儿,突然就觉得浑身发冷,冷到不行,盖了被子也还是一样!以前坏过的这只脚也疼得厉害!唉!”
面对突然严重的事态,我们几个都有点慌。 村长却很镇定,帮伯伯盖好被子之后,安慰了他一会儿,说想叫他家人过来。若深伯却拒绝了,说出了一句令我们很惊讶的话:等他咽气了再通知他家人。
我们只知道若深伯有两个非同胞所生的弟弟,却不了解他们之间的事情,虽不解也不好出声询问。但村长却很明确地表达了反对:
“不行,我必须给你弟弟打电话。”
晚饭时间,若深伯把中午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肚里空空,说想喝点热的东西。刚好我们煮好了玉米汤,我拿起伯伯的口壶,准备去舀一碗。村长却伸手拦住了我:
“你重新拿个碗装汤,然后再倒到口壶里吧。”
这几天老人们的伙食都是我们负责,一般都是做好了直接拿他们的碗来装就好,现在却为何要多此一举?联想到潮汕地方对于即将去世的老人的避讳,我不由得内心一惊:村长这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深伯真的病得那么重了吗?
中午在若深伯房间里坐的时候,他还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早上访谈时还有几句重要的话没来得及讲,要我一定帮他录下来。那时他精神还很好,讲话时眉飞色舞。一想到中午还那么神采奕奕的伯伯,现在有可能就要去世了,我很是难过。
接受访谈时的若深伯通知完医院和若深伯的家人,天色已晚,我们还在等他家里人过来。吃完晚饭,村长的电话又响了。听了一会儿,他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说话的语气中带了一些凝重:“你应该知道,情况是紧急,不然我不会在这么晚的时候叫你们过来的。他是说不用叫你们,但是我说不行,要是出事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又说了几句,放下手机,村长解释道,若深伯弟弟说他儿子工作有事还没回家,今晚怕是来不了。继而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
从08年做村长以来,村子里陆续有老人去世,他应该已经十分熟悉这套突发情况的流程。我不禁要想,每次做这些事情时,村长是什么心情呢。倘若若深伯真的走了,也就剩下他跟良浩两个人了。
担心半夜有什么突发情况,良浩睡得太熟难以照看,我们本来已经打算四个人轮流守夜。但是若深伯不时要上厕所,村长不让我们几个女孩子帮手,他自己一人在房间里陪着。
夜晚时分,若深伯的情况又好了一些,不再那么畏寒,村长也回自己屋里睡了。
我们几个睡得晚,聊起今天若深伯的访谈,都觉得伯伯年轻时候,一定是个好看又风趣的人,很讨女孩子喜欢。他讲述自己经历时,不仅表情丰富,还经常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描述,逗得人捧腹大笑。谈起一对夫妻,丈夫高瘦,妻子矮胖,他说一个像冬菜罐(类似豆瓣酱那样子),一个像酱油瓶。江鱼说,她笑得相机都拿不稳了,镜头一直抖啊抖啊抖。
我们聊着若深伯年轻时候的趣事直到睡下,仿佛以此冲淡内心的不安和担心。
我睡不着,于是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在想死亡这件事。我心里并没有恐惧,有的只是对于生的强烈感情。我想假如自己十分幸运地活到了八十岁,现在也已经过了生命的四分之一。于是忽然之间,庆幸自己做出了继续做口述史的决定,庆幸我现在过的不是自己不愿过的生活,我没有在浪费我的生命。
良浩和若深伯的住处夜里十分安静,只能偶尔听到远远的鹅叫声。
一夜无事。
第二天醒来,若深伯的情况大有好转。看来只是虚惊一场,我们放下了心,便按照原先的计划,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上午十点钟,若深伯的家人还未过来,我们前去和他告别。
病榻上他对我们说:
“如果你见到了燎太郎,还有汉达的陈志强,就代我问候他们,你说我的名字,他们就知道。”(太郎和志强君啊,如果你们看到了,我代若深伯和你们问声好)
走之前拍了张合照,镜头之中的若深伯,眼窝深陷,面色枯槁,我不由得暗自担忧。
接我们出村的三轮车来了,行李也都搬上去了, 临走时,我忍不住跑到他房门口,又喊了一句:“伯伯,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加油!”
“好好好”他忙不迭答应着,又挥了挥手。
我觉得自己有些蠢,不知道喊这一声“加油”是干嘛,好像我以为只要人自己努力, 就可以把生命延续下去似的。可是到了老年,死亡从来是我们做不得主的一件事。
而对于还留在村里的康复者来说,大多数村子选址都较为荒僻,他们又都年迈,重病时无人照料,临终前亲人难以相见,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还有一些情况是,他们其实已经被遗弃。
我还记得在肇庆广宁山脚下,那个只剩下四人的康复村。在八十多岁的陈伯屋里闲坐着,我问起他是否还有亲人,正在看电视的他转过头,看着我,用一种十分轻松的语气回答:
“有也跟没有一样啊,他们从来没有来过,都不认了啊。”
我突然觉得心中哀戚,望着他满是皱纹还带着笑意的脸,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文:采风
图:采风 江瑜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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