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到一个问题,感觉很有趣,那就是古代各地的举子们是如何与皇帝交流的。翻阅资料可知,原来古代也有“普通话”,古代的普通话早期叫作“雅言”,一般是以国都所在区域为标准的。即夏商周当时的雅言就是河南话(以洛阳为中心)。《论语》里讲“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他不用山东话讲学,而是用河南话讲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当时的雅言便是关中话。到了汉朝,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这时的雅言也基本上是陕西话和河南话。汉朝的汉语标准语也有“正音”、“雅言”和“通语”等不同的称谓。西晋王朝建都于洛阳,因此其自然是以洛阳方言为雅言。“永嘉南渡”后,东晋王朝建都于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由于南迁的士大夫普遍说一口洛阳方言,而当地的土著却是说着吴语,两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后来同样建都于此的宋齐梁陈所继承,此即所谓的南朝。因此,整个南朝的雅言便是吴音。隋朝建都长安,朝廷编《切韵》一书。该书以洛阳雅音和金陵雅音为基础正音,唐承隋制,因此隋唐国语为“汉音”。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又作《广韵》,此一时期的国语又称“正音”、“雅音”。元朝灭宋后,由于其为蒙古人,便以蒙古语为国语。由于建都北京,后来便以北京地区的方言为“天下通语”。我们知道,元朝灭宋,很多士人衣冠南渡,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便定都于南京。由于这一地区的汉人相对完整的保持了“中原正音”,因此明朝初期便以南京官话为标准语。到了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即所谓的天子守国门。但经过元末战乱,北京地区的人口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朱棣不得不将四十万南京居民迁入北京,以弥补人口的不足。由于这批人相对较多,因此自然而然的将南京官话带到了北京。因此终明一朝,其实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相反,北京官话通行范围较小,影响自然也就不高。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但是到了雍正年间,这一局面逐渐得到了扭转。雍正八年,朝廷设立正音馆,该机构专门推广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北方官话。而所谓的“北京音”正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渗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综合而成。因此到了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了南京官话,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便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渐奠定基础的。即便当时有所谓的雅言正音,什么官话普通语,实际上当时的交流依然是很费劲的,必要的时候是需要通事(翻译人员)的。梁思礼回忆父亲梁启超进京面圣,当时梁启超已经是名震一时的大学者。光绪和他讲了半天话,愣是没听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只封了梁启超一个六品的小官。(《我眼里的父亲梁启超》梁思礼)康有为也是满嘴粤语,会用自认为“很京城”的北京话跟人讲故事,结果还是一句都听不懂。后来新文化运动串场子,到陕西易俗社当主持人,让人轰下去了,都说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听不懂。主办方就请大儒张扶万先生当翻译,翻译了一会儿大家表示听懂了,于是开始退场,说康有为讲的是屁话,这种屁话讲出来实在是太熏人了,还不如不翻译。即便其一开始时说着一口浓重的粤语,但当步入官场以后就不得不学习朝廷官话。正是这种规则使得朝廷之间的对话才成为可能。梁启超后来让来自北京的老婆李蕙仙教他北方话,子孙也就跟着讲普通话了。脱离方言只需要一代的熏染,如果方言和普通话差异很大,隔上一代,能不能听懂祖辈的话都很难讲了。启示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通讯手段也较为落后,各个地区的人口流动较小,只是面对着处于同一地区的人们,因此只要说一口方言也就交流无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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