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说到日本，恐怕很多中国人马上会想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它太有名了，太有影响力了，使得太多人张嘴就能重复其中的几句经典论断，虽然多数人并没有真看过它。这是一本非常“刺激”的人类学巨著，非常适合闲暇时翻看。
作者希望能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列举各种细微的现象，从而“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日本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民族。二战投降的前夜还喊着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 而当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美军士兵便可以放心得独自上街买日用品。美军进入乡村后还受到百姓的列队欢迎，妇女摇着婴儿的手来“表达”他的喜悦。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日本人处心积虑得想要“卧薪尝胆”吗?难道一个民族居然可以心照不宣得进行一场集体的忍辱负重吗? 本文将用《菊与刀》一书来解答这两个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一.日本人的道德
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而非“罪感道德”。什么是“耻感道德”呢?它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比如日本人常说:“知耻为德行之本”，“知耻之人”有时被翻译成“有德之人”。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坚信上帝”、“回避罪恶”相同。为什么会没有罪感道德呢?这是因为日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善恶观念。
日本人对善恶的模糊还可以从他们对待自然欲望的态度中看出。在日本，嫖娼是公开的，妻子理所当然得支付妓院寄来的帐单;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现在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象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他们丝毫不认为自淫是恶的;同性恋则是旧日本上层社会中公认的享乐。醉酒也是日本所不反对的。而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道德对欲望的束缚是相当多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规训，束缚自然欲望是为了把人的肉体训练得更为驯服，从而避免违反危害社会的现象发生;父母之所以欺骗孩子说“手淫会掉光头发或下地狱”是因为害怕孩子纵欲，许多时候纵欲会导致颓废;或者导致危害家庭--危害社会的基石。正因为如此，许多文明中倾向于把自然欲望同“恶”给联系起来，用超自然或道德的说法来支持规训。而这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多余的，他们如同一个纪律森严的黑社会组织(非清教徒组织)，抛开道德尽量享受，但对西方人关于“快乐是人生目的”的说法却嗤之以鼻，认为“义务”和“情义”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孝)和“情义”是他们特有的信仰。
日本人认为人一出生便欠下债务:即与生俱来的、无条件的、无法履行完毕的义务。履行义务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天皇--“忠”;另一类是父母--“孝”。其中“忠”是最高的，而中国古代的“准自然法”把“仁”给放到了“忠”的上头。对君王的“忠”并非无条件的，君王必须要施“仁政”，因此再麻木不仁的君王也至少要假装自己符合这样的条件，而且往往会失败。但在日本是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法的。他们甚至说:“要给父亲提意见简直是要求和尚蓄发”。
日本人正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民族，他们把我们所理解的“牺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同基督教信徒把行善避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新约圣经上基督说:“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律法而称义，因为律法原本是要你们知罪的”。再善良的人也无法用善举来赎清他的原罪。
二.日本人政体原则
日本最高的上位法是“忠”，即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因此，在天皇下令接受投降之后，人们用欢迎敌人、重建家园的方式来追求荣誉;一些“罢工”的人甚至把管理者赶出去，用增加产量的方式来实现荣誉。 这种政体原则决定了，在日本，人们评价事物的准则不是“正义与否”，而是“伟大与否”。如前所述，善恶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能否恰当得实现一定的目的。因此，人性、民主也同样被放到了一个非常低下的位置。在这里，不妨把日本民族理解为“一只军队”，从中来理解日本“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民主、自由等观念似乎是进不了日本人的大脑的。在美国，当人们回到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全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细致得观察和学习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应当用手摁下婴儿得头，教他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学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重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来打算自己处理的事情，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与;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可以理解，日本当年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不仅仅是骗局这么简单，而是一种输出自我文化的表现。因此，这场战争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当时日本习惯于把中国称作“弟弟”，按照西方人的观念，兄弟之间应当相互尊重，这与他们对平等的信念是一致的。而日本则认为，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必须要由哥哥来决定，并且在强行做这样的事情时不能“过分体恤”。当然，中国人也不能接受这种观念，这使日本人非常惊讶:“不是已经给了你们一个地位了吗?为什么老百姓根本不欢迎我们?”日本军部接连拍摄了几部描写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影片，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但这只是一相情愿，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
三.日本人的信仰
日本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强调主观精神的民族，他们甚至于缺乏一种区别现实和理想的能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宏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他们的战术手册上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物质，而是说，军舰和大炮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能成功地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得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意志就越昂扬。并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提倡用做操的方式，用消耗体力的方式来增加体力。
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客观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日本人也照样可以坚持，可以令“主观充分”。比如战争中的日本广播曾有这样一篇报导:某大尉在空战结束后照常数完飞机，写好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作完汇报后，他就倒地了。经检查他的胸口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他的身体却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早就死了。对此，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发笑;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达到了。
为什么日本的“信仰”和西方比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或许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日本资源匮乏，又多灾害，于是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生存和发展任务;面对永远的“战争”背景，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军队式的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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