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八年春天敦化实验中学成立到现在已经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在敦化实验中学经历过的往事，一些老师和同学亲切而又熟悉的身影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心中也充满了怀念之情，因为父亲与我二代人都在实验中学留下了不同的踪迹，对我来说有着深刻的记忆和难以割舍的情缘。
时光倒转四十年，一九七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十四岁的我正在敦化一中新教学楼二楼西侧八年五班的教室里上课，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听到熟悉的喊声，知道父亲是在指挥刚被重点中学录取的新生从一楼的教室里往新校舍搬运课桌和座椅，正在讲课的班主任王宝才老师也被这声音所吸引，打开窗户向楼下张望了一会儿。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使中国的教育工作和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在懵懂之年有幸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告别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批判运动和接二连三的学工学农活动，重新归到课堂，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敦化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敦化县建立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所学校当时的名字叫敦化一中，原来的敦化一中改为敦化六中，后来重点中学被命名为敦化县实验中学，敦化一中也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学校成立之时，我的父亲李建树就从敦化一中调转过来担任语文组组长，成为敦化实验中学二十一位创建者中的一员，那一年父亲四十五岁，同很多调到实验中学的老师一样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
不久，在实验中学的学生中组建了首届文科班，有着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父亲担任了这个班的班主任，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将全部心血和精力都用于教学工作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上。父亲对于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是了如指掌。有一个女生在填报志愿时由于信心不足，只报考了中专，父亲认为其具有上大学的实力，不断对其劝说，甚至给其父母做工作，让其变更志愿，报考大学。一九七九年高考时他所带的文科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大部分同学都顺利考入到上一级学校学习。那位在父亲劝说下修改志愿的女生果然不出所料，考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实验中学的前几年，每当高考结束后，父亲都会被抽调作为延边州的评卷教师总带队参加语文卷的评分工作，回来后再被实验中学派到永吉县口前镇，那里是吉林省招生办在高考以后安排各个学校录取学生的地方，父亲与各个学校负责录取的老师积极沟通，帮助那些未能按填报志愿录取的实验中学考生调剂学校或专业，减少退档的可能性，有很多考生的命运在父亲的帮助下，发生了改变。
敦化实验中学的成立，也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为了改变命运而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经过了一年多紧张和刻苦的学习，一九七八年七月，经过县里的统一考试，我和很多同学一起被实验中学录取，成为建校后的第二期学生。
当时实验中学在工农兵饭店南侧的一处院子里，原来是第五小学，后来改成敦化师范学校，学校的大门在东边，围墙是由玄武岩砌成的，院落不是很大，北面是一排带走廊的平房，平房的门厅在中间的位置，有两级台阶，东侧是各个班级所在的教室，西侧是办公室和老师的教研室，学校的南面是一排平房，东侧是学生宿舍，西侧是学生食堂，学校的西面有两间平房，用作老师的宿舍。
八月份入学后，我们一共分成两个班，我在一班，班主任就是敦化一中八年五班的班主任王宝才老师，王老师将我们带到初中毕业后也调入到实验中学工作，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王老师继续教数学，讲课严肃认真；二班的班主任是赵春放老师，给我们教物理课，讲起课来妙趣横生，化学老师是冷静伟，教英语的是李景华老师，体育老师是徐子元，刚刚从学校毕业，教政治的是郑相和老师，后来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此外，赵德才老师和王大威老师也给我们上过数学课。
语文老师是刚从延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邵龙宝老师，他原是上海人，个子较高，上课时经常穿蓝色的中山装，讲起课来略带上海口音，邵老师有一次把我写的关于商店营业员冷眼对待顾客的一篇作文拿到二班的课堂上去念。由于侯颖辉同学的姐姐和我母亲都在一个单位工作，他跟姐姐说起了我的作文，过来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件事，心中带有一些兴奋。
除了英语课以外别的课程都在初中时接触过，多少有些了解，英语课大家都是头一次接触，刚开始有些困难，不太入门，记得申龙万同学开玩笑地跟周围的几名同学说，学英语就要多多联想，比如英语第一课的单词是“Lesson One”，联想起申龙万就可以记住了。有一节课李景华老师教我们“教师”的英语单词是“teacher”，她打趣地说，什么“汽车”还“火车”呢，原来李老师也有很幽默的一面。
刚入学不久，实验中学就因为敦化师范学校想要回原校舍的原因不得不搬到三中北面的平房里上课，那里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上学的路程非常远，很多同学骑自行车上学，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只能步行，每天早晨吃饭以后，从造酒厂附近的家里出来，走到工农兵饭店再向南拐，在百货大楼南面穿过一片菜地，走至大南关，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来到位于三中后面的实验中学校舍，全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在没过多长时间，实验中学又搬回到原来的校址。
由于实验中学新校舍正在建设之中，学校经常安排我们带着铁锹等工具到位于三小学北面的新校址去劳动，当时那里是一片凸凹不平的空地，地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我们主要是清理和平整场地、搬砖、为新楼房挖地基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面向世界的窗户逐渐打开，对耳听目睹的一切，都跟过去有所变化。在上学的路上经常能够看到新式的进口拖拉机，驾驶室带着透明的玻璃窗，而不是老款的东方红二八拖拉机。学校还组织我们在操场上收听出国考察团的报告录音，这些内容对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的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感，总会引起一阵阵笑声，也让我们间接地了解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尽管教师的工资都不高，也没有补贴，但是他们却一心扑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上来，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轮流给学生辅导功课。在考入实验中学以前，我曾经在晚上跟父亲去过实验中学，见到吴吟龙老师在晚上给上一届的同学辅导数学课，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吴老师站在黑板前，耐心细致地给同学讲授解题方法，每天都讲到八点多钟。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这些老师将一点一滴的信仰和勤勉化作沙漠里的甘泉，黑夜里的明灯。
对未来的憧憬和改变命运的想法，让每一名学生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课堂同学都认真听讲，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学生穿着也很简朴，男女同学之间基本上不说话，都是心无旁骛地学习。这些老师和学生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和付出为学校历史的传承与积淀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开启了实验中学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那时学校经常安排同学听大课，就是高一的同学和高二的同学一起上课，由于没有大课堂，就带着凳子排队去百货大楼南边的果窖会议室上课。
入学几个月以后，学校准备在我们这期学生中成立文科班，就召集两个班的同学开会，教导主任杨明谷给同学们讲话，分析了上文科班的优势和前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扬长避短，有的放矢的学习。由于我初中阶段的数学和物理基础没有打好，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学习起来有些吃力，对于语文、历史和地理从小就非常感兴趣，所以就决定去文科班学习，也算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另辟蹊径，但是很多同学都在观望中，没有几个人报名。
过了一段时间，文科班才成立，起初班级只有九名同学，班主任为宗毓魁老师，教室不够用，就安排我们在学校南侧住宿生的食堂作为课堂，餐桌收拾干净以后，就成为我们的课桌，理科班的同学有时候在课间休息时就过来看热闹。看到首届文科班的高考成绩非常好，我们班的同学才逐渐多了起来。首届学生毕业后，我们随后搬到北面平房东侧教室里上课。
宗老师负责教我们这一期学生的政治课，他的身材很高，带着眼镜，讲起课来简明扼要，逻辑清晰。作为班主任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放弃休息，来到班级里像家长一样看着我们学习。王乃臣老师给我们讲地理课，除了课本以外，王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买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结合地图给我们上地理课，增强了对地形、地貌、山川、河流的感性认识，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姜立峰老师给我们上历史课，他在敦化一中时曾经给我们几名同学当过班主任，他讲的历史课往往是脉络清晰，历史任务和事件呼之欲出；吴吟龙老师给我们讲数学课，他讲起课来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吴老师有一次上课时，胃病发作，他忍着病痛和满头的汗水继续讲课，下课后倒在地上。送到医院确诊为胃出血，刚做完手术，就接着给我们补课，几十年过去了，吴老师勤奋敬业态度和任劳任怨的精神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父亲送走毕业班后，负责教我们这届学生的语文，主要以文科班为主。我也成为父亲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宗老师让我担任文科班的语文课代表，负责收取语文作业、在课堂上带领同学背诵课文等，有时会有省、州的教师和领导到实验中学听课，学校就安排父亲领着我们班到五中的大课堂里上语文课，我领着同学朗诵课文。现在想起来，我很怀念那段时光，也感谢宗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成为父亲的语文课代表。 韩琪老师、李长华老师、李受山老师也都给我们上过语文课。
多年以后，在敦化财政宾馆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徐树林同学仍然能记得我父亲上课时的特点：两眼仰望高处，娓娓道来。父亲通常在黑板上写工工整整地下课堂上所讲课文的题目，然后开始讲课。父亲的板书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划规范有序、一丝不苟。父亲身材高大，讲课时沉稳有力，条理清楚，带领我们一起步入杜甫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意境中，领悟到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引导我们走进《岳阳楼记》的情景中，在掌握文言文知识和技巧的同时，也体会和揣摩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
记得父亲上语文课时，告诉我们要多背成语，我往往在课间休息时，拿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逐条记忆，这本词典比较厚，成语数量多一些，这也让我在日后受益良多。父亲在课堂上尽职尽责地上好每一节课，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学生。父亲自己都承认从来没有给我吃过小灶，单独补过课。
当时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每个班级都要搭炉子烧火取暖，我们文科班的炉子是父亲和几位老师用砖和水泥搭建的，再安上炉筒子。班级里的同学轮流值日，每天早上在家里带上松树明子和小劈柴，将炉子点着、放上煤块或煤球，将室内烧的热乎一些，等同学们来上课。有时候遇到逆风，炉子还往屋里冒烟。
高二时我们搬到了平房西侧的教室里，虽然学习生活非常紧张，但学校每天都安排我们做眼保健操，每天上午都让大家出来在操场上做一次课间操，记得快毕业时，我非常珍惜高中时期的这一段时光，每次做操都格外认真。
学习生活紧张而忙碌，我通常是每天早上四点半钟左右起来，洗完脸以后，从家里出来沿着马路向东跑步到火道东，转而沿着铁路东边一条通向江边的林荫小路，跑到堤坝附近。然后，拿着书边背诵一会儿，再慢慢地走回家里，再换一本书从前院到院后边走边背，吃完饭后再去学校上学。晚自习上到很晚才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后，通常在灯光下看一会书，有时遇到停电，就在煤油灯或蜡烛下继续学习。
我们家当时住的是土坯房，遇到雨天，经常漏雨，冬天寒冷的空气顺着墙缝往屋里钻，结了厚厚的一层霜，这些根本都没当回事，也无暇顾及。现在想起来很怀念那一段简单而质朴的日子，生活中的苦和累，都会在不在意中过去。
文科班有一名姓张的男同学曾经转到延边二中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实验中学读书，他说延边二中的教学质量非常好，学生的成绩也很优秀，比敦化实验中学强多了，听了他的话，对于学习心里有一些打鼓，也很不服气，更加激发了我刻苦学习的劲头。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一九八0年，七月份就要高考了，除夕晚上，照例要放很多鞭炮，我忽发奇想，效仿古人，用一只带三条腿支架的小火箭悄悄许了一个愿：如果火箭顺利升空爆炸就意味着能考上大学。结果我在院子里将小火箭的捻点着以后，眼看着火花闪了几下，没动静了，心里有些所望。过一会儿，回到屋里，看到扔在墙角处的火箭，心有不甘，又在别的鞭炮上拔下一根捻，重新接到小火箭上，拿出去点了，这回火箭飞上了半空，“砰”的一声炸响，也让我的心情又暗自高兴起来，现在想来当年的许愿就是一种期盼的寄托吧。
在临近高考的五月份的一天，正在课堂上学习的我被宗老师叫了出去，告诉我说，我的奶奶病倒在敦化一中北面的新开门附近，让我赶紧去看看，几位老师安排了王玉增、王伟新、姜宏飞、纪学斌等同学和我一起去。原来一直照料我长大的奶奶，在中午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饭以后，下午推小车出去，突发脑出血，倒在了路边。一些好心路人围拢过去，连忙询问我奶奶家住在哪里，怎么和家人联系，那时奶奶已经无法说话，只是抬起手艰难地指了指一位好心人插在上衣兜的钢笔，好心人明白了奶奶的意思，将笔和纸交给奶奶，奶奶在纸上写下；“敦化实验中学 李建树”几个字以后陷入昏迷，那位好心人在附近找到一家单位，将电话打到实验中学，父亲恰巧不在学校，接电话的老师得知消息后，急忙让宗老师找到了我。
几位同学让我坐在车上抱着奶奶，他们推着车向医院跑去，在路上奶奶醒来一次，转过头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又昏迷过去。到医院后，王玉增帮我垫上了医疗费用，实验中学的赵书春校长和几个老师也赶到医院，帮助办理住院事宜。奶奶生病期间和去世以后，有很多实验中学的老师都来帮忙，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时，就对那位好心的路人、实验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们这届学生是在七月七、八、九日参加高考的，考场在当时的敦化五中，在考试的前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考场看了一下，熟悉一下那里的环境。那时的高考都是同学自己前去应试，没有陪同，不像现在这般兴师动众，也没有家长在外面焦急地等待。记得在语文考试前，父亲在考场外面给同学讲了一下考试答卷的注意事项和作文的要点。下午在考地理时，由于没有很合理地分配时间，一道二十分的综合论述题还没来得及写，考试结束的时间就到了，只得放弃，感到非常遗憾，那一年英语的分数只按百分之三十计算高考成绩。
焦急等待中，高考分数下来了，我们这届学生总体来说考的非常好，没有辜负老师辛勤的培育和自己的努力，大部分同学都如愿地考上大学、大专或中专，先后离开敦化到外地上学。
时间如同白驹过隙一样，我们这届同学毕业已经有三十八年的时间，尽管同学分布于国内国外的各个地方，但同窗之间的来往密切，互动频繁，三个班级的界限早已消融在同学间的深厚情谊之中。
我们从实验中学毕业以后，学校就搬到了新校址，用上了新的教学楼，四周仍然是玄武岩砌成的围墙，但是院落很开阔。实验中学给我父亲分了一处新房，我家从造酒厂附近搬到了实验中学西边大墙外侧的一处砖瓦平房里，寒假回到敦化，就住在父亲的新居。东面住的是物理组的白家林老师，西侧与刘宪臣老师为邻。几栋平房的前面是一片空地，爷爷在那里开垦了一小片地，种上了玉米和各种蔬菜。
由于实验中学大墙西侧的地势较高，每年除夕夜里十二点前后，邻居们都会站在大墙边上看敦化市内的风景，随着耳畔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只见各种各样烟花从东面爬上夜空，绽开五颜六色的花朵，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在绚丽缤纷的背景下，实验中学的教学楼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
我父亲在我们这届学生毕业以后，又担任了82届高二·六文科班的班主任，这届文科班毕业后，又被任命为实验中学的教导处副主任、主任，1984年又担任实验中学的专职副书记，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碌。这期间，父亲几次放弃了调到延边师专、四平师范学院等高校当讲师的机会，一心扑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兢兢业业的地做好本职工作，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证书，直到1985年被敦化市教育局借调编辑《敦化市教育志》，才离开了敦化实验中学。
敦化实验中学是在久旱逢甘雨的时期栽种的一棵小树苗，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过几代园丁的辛勤努力，到如今已经成长为一颗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
物换星移，时序交替，四十载岁月沧桑，往事如歌；四十年桃李芬芳，薪火相传。借此校庆之际，衷心祝愿敦化实验中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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