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斯玛型领袖都具备如下常见特征：口才极好，沟通能力极强，对“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有强烈的意识，而且在引发人们的强烈情感这方面具备惊人的才能。这些能力是“天赋”还是后天发展而来的，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由此引出的另一个争议是，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具备某种程度的能力以成为这类领袖。所有领袖都必须制造出“我们”的集体感，但是卡里斯玛型领袖最独特的一点或许是他或她不仅比其他任何类型的领袖制造出了更强烈的与“他们”敌对的感觉，还构想出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对“我们”的认同感，强烈到足以排除其他身份认同。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我们”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群体中的人对身为其中一员的身份认同感的忠实度凌驾于自己的其他任何一种身份之上。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邪教，而我们将审视是否这种强大的“我们”营销术也在本书中将要剖析的部分医学否定论运动中出现了。
卡里斯玛型领袖这个概念最初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构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韦伯在德国工作，设想出了三种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支配类型：卡里斯玛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根据韦伯的看法，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权威源于正规法制体系的结构之外，他们的合法性一般来自其本身堪为典范的人格特质。他们因此往往被视为“超人”或展现出了“超凡的力量与品质”。另外，卡里斯玛型领袖本质上是革命者。他们往往来自“社会边缘”，代表着与既有社会体系的强烈割裂。 20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识别出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四个特征：“领袖对重要的文化传说有革新；有被认为是英雄式的或超乎寻常的功绩表现；是‘带有离奇或强大的光环’属性的化身；语言技巧极其出众。”我们将看到医学否定论运动中有许多卡里斯玛型领袖的确出身“边缘”之地，往往是主流科学界的边缘。我们还将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掌握了说服的艺术，展现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并把自己抬高成“真正科学”的模范，而对立面则是他们认为既腐败又利己的科学界。
邪教几乎总是缺乏理性的信念滋生的温床，邪教领袖有意培养这类信念是为了控制其成员。尽管邪教代表的是比反疫苗或拥护持枪的活动者极端得多的群体构成方式，看到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最极端形式还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为了对这类人物的内涵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有时候，观察极端状态下的现象可以让我们对这类现象的本质形成最清晰的感知。
将邪教作为一种现象的研究并不罕见。相关研究有一个一致结论是，邪教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往往令人吃惊，他们似乎都是有理性的人。事实上，邪教成员通常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在有些案例中还是从大学校园里被招募到组织中去的。邪教的灌输大约分几个步骤进行。首先是“软化”阶段，此阶段的目标是招募新人，邀请目标参加集会，老成员会对新人格外关注。第二阶段是“驯化”，新成员开始尝试某些邪教成员的信念和行为，尽管自己也许仍有疑虑。最终阶段是“固化”，新成员变得不顾一切地忠于邪教。这个阶段可能导致某些发生在邪教成员身上的悲剧，我们有时会在新闻上看到，比如大规模枪击或自杀事件。
邪教领袖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其中不少人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往往是病态的——自恋人格特征。不过，邪教领袖的某些特点是任何领袖都会有的，尤其是卡里斯玛型领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邪教领袖会明确将非信徒和外部人称为“敌人”。卡里斯玛型领袖也许不会这样直白，但他们确实会塑造强烈的群体内部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让他们熟练地操纵群体心理，改变内部个人的需求、喜好和看法。卡里斯玛型领袖因此比非卡里斯玛型领袖制造了更强烈的“我们”与“他们”之分。此外，邪教领袖还因为切断人们的社会联系而臭名昭著，无论这种隔离手法是否包括把成员直接带去偏远的地方，还是限制成员与亲友的联系。一般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当然不会都采取这类极端手段，他们的常规做法是创造一个令人们对群体内部的信念高度认同的环境，这样一来，外部的影响——包括对同一问题的其他理性观点——对这些人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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