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

中国文化的一个弱项：漠视公共空间。

中国文化对公共空间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盲区。

你看，在中国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样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

那么，似乎只好让一些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不少人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你可能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个人道德其实不错，听说她手里牵着的是两个“地震孤儿”，她的失态，只是因为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社会公德。

确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很重视个人道德，却失落于社会公德。说到社会公德的失落，康德这位德国哲学家在肯定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曾经非常简洁的定义过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那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共事务”，中国知识界大多不在乎“公共事务”，认为那是急功近利的琐事，属于“流俗”的范畴，一旦投入，在古代上不了史书，在现代评不了职称。但是在康德看来，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主要目标，恰恰是公共事务，而且，是一切公共事务。这是我们所企盼的公德的基础。

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性”，评判一切公共事务，设定各项社会公德的科学标准。中国文化在经历了早年的创建期以后，常常出现非理性的固执，有时甚至变得很矫情。一矫情，即使是具有道德含量的事情，也因脱离理性而变质了，比如以极度夸张的方式提倡的“忠孝结义”“三从四德”就是这样。它们大多超出了理性控制范围。

第三个关键词是“勇气”，因为公共事务往往是广大民众既定生态的约定俗成，在整体上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庞杂结构。如果要用理性来重新思考，重新选择，重新设计，等于是向广大民众的习惯挑战，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这里，必须为了理性精神不惜与公共习俗发生冲突，并支付足够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公共事务中出现了公德，正是这种公德，让公共空间不再冷漠。

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我们要运用理性遵守。比如在没有车辆的时候，红灯能不能穿越马路，据推理调查研究，孩子在窗外的人生课堂上能看见。而数据证明，穿越马路而受伤害最多的是孩子。

公共空间，需要每个人承担起一系列行为规范。虽然不全与道德有关，即使文化上使然。我们既认识了，也定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