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5年8月20日，法国作家伏尔泰一出中国题材的悲剧《中国孤儿》，正在巴黎近郊著名的枫丹白露宫上演。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悲剧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把本来已在欧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热，推向了新的高潮。
《中国孤儿》的成功，使伏尔泰格外兴奋。他凭此剧赢得了新的荣誉，巩固了声名，也让《赵氏孤儿》这个元杂剧走出国外，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从译本来看，传教士马若瑟最早法译的《赵氏孤儿》，自出版后反响热烈，转译本如德译本、意大利版等相继问世，最终对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亦产生了影响，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盛行不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赵氏孤儿》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又为何能成为国外最受欢迎的古典戏剧作品？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元杂剧最著名的悲剧之一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著名悲剧之一，作者为纪君祥。
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最早的较详细叙述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只是当时记载的情节相对简略，而且其中几个关键人物，如大反派屠岸贾（gǔ）等人，是否存真实存在，还得打一个问号。可这个事件本身足够刺激和狗血，在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完善。到了元代，纪君祥便在秦汉的基础上对这个故事进行加工，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
在他的笔下中，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政坛争权不断，权臣屠岸贾深受晋景公重用。而他与朝中一大臣赵朔有仇，并设计陷害赵家，屠杀赵氏一门。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自杀以表决心。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纣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一心搜捕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宣布，如果找不到人，就要把晋国上下半岁以内的婴儿全部杀掉。
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Chǔ jiù），二人决心舍生取义，合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以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赵氏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主动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随即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被屠岸贾所杀。程婴则因为举报有功而受到屠岸贾奖赏，成为屠岸贾的门客。程婴把赵氏孤儿当作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之后，程婴告诉他全部真相，赵氏孤儿禀告国君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随后恢复原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
此剧被王国维称为“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二伏尓泰的改编
而到了伏尔泰笔下，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对《赵氏孤儿》做了相当大的调和改变。故事变成了：成吉思汗早年游历到燕京，认识了少女叶端美并爱上了她。但是叶的父母因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而阻挠了二人来往，后来叶端美嫁给了大宋朝廷大臣尚德。五年后，成吉思汗席卷中原，攻入北京，宋朝的皇帝无奈之下，把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尚德抚养。
此事不久败露，成吉思汗逼索婴儿，尚德决定交出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宋廷遗孤。然而叶端美坚持认为，天底下应该人人平等，皇帝的婴儿和百姓的婴儿是价值相等的，为什么要用一个婴儿的死去换得另一个婴儿的生?为什么忠义精神竟包含了如此残酷的内容？她直接找到成吉思评理。成吉思汗见到五前的心上人又惊又喜，对叶端美说：只要叶端美肯嫁给他，两个婴儿的生命都可保全。尚德劝妻子答应这个条件。但是叶端美却要求丈夫先将她杀死，然后自杀殉情。
但成吉思汗在暗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叶瑞美不屈不挠的气节，深受中国文明的洗礼和感动，停止了暴虐的行径，成就一代贤明的君主。
三东西差异
很明显，《赵氏孤儿》意在把全剧的重点放在忠义与人情的冲突上，让主人公舍生取义，牺牲个人的情感甚至生命，成就“大义”
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有所不同，剧中叶端美面对丈夫尚德想要交出自己的孩子顶替皇子一事，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赵氏孤儿》里的关键性情节——换孤，在伏尔泰这里受到了否决。伏尔泰借女主角的口宣扬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平等思想。成吉思汗对叶端美的爱情，叶端美对丈夫的爱情，淡化了元杂剧激烈的政治背景，对韩厥、公孙杵白等壮士的死亡更是只字未提。复仇的火种不复存在，爱情之火熊熊燃烧。
这是因为，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君主专制严重、宗教特别黑暗，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面临重大危机，启蒙思想正蓬勃兴起的时代，他对这个时代深恶痛绝。
当时，法国出于各种目的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面给中国带去西方文明，一面也给欧洲带回中国文明，因为他们的翻译作品和游记越来越多，中国正日益为西方所认识，中国热、孔子热几乎遍布了整个欧洲。
那些翻译、介绍作品，无疑是各种理解，各种目的下的肢解、分裂、切割、取舍、解读、诠释、再造，有意无意地美化与丑化兼而有之，于是这就把西方人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崇拜几乎是狂热的，这就像波瓦伏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中所说：“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了各国的法律，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提供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强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备的形象。”
而另一部分人则痛加批判，就比如孟德鸠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而厌恶一切君主政体的卢梭，则认为中国的圣贤之教，无异为中国的落后。当然，这里面出语最“毒”的，还当是较晚于他们的黑格尔。
黑格尔等立足于欧洲中心论，干脆说中国“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
很显然，这两派如果能够中和一下的话，倒还可能较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中国的现实，只可惜，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虽然大都只能从孤立有限的翻译文字中了解中国，却几乎个个武断得很。
这就像伏尔泰虽然从来没说过那句，“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却并不耽误大众传讹一样。而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的美因兹也不妨以那句句中国人绝不知道的孔子语录来教诲全城居民：“为人公正，信仰自由。”
孔子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孔子即中国，孔子却也是“欧洲人的孔子”，这种文化传播现象屡见不鲜，故而不通汉语，高卓如斯的伏尔泰，也不免会很大程度地陷入这种困局。更何况他还有反专制、反宗教黑暗，建造、呼吁理想道德、制度的需要。
伏尔泰出于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政体、宗教等等，倒的确曾做过很长时间的系统研究，这使他对中国的认识远不同于一般人物。但他因为对美德和社会改变的强烈追求，及隔空遥望，却到底还是把中国的伦理道德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
而从《中国孤儿》产生的现实因素来说，它就是伏尔泰与卢梭论战的结果。1750年，卢梭凭一篇征文的获奖一举成名，在这篇征文里，卢梭以中国作为一个例证，证明科学对人类的危害，文明的无用。他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文明发展的结果必定是道德沦丧、国家衰亡，中国的几场改朝换代正是文明亡国的最好证明。
公元 1755年，卢梭把自己的新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赠给伏尔泰。在这本书里，卢梭对人类文明的攻击变本加厉。伏尔泰没有对这本书作评论，而是以《中国孤儿》的公演来回应。
我们已经看到，在伏尔泰斯的故事里，中国尽管战场上失败了，但她的文明的魅力却强大得足以使他的征服者匍匐在地，文明战胜了野蛮，进步乃是历史的必然。文明会为人类赢得尊严，而且更重要的，她是不可战胜的。这些都恰与卢梭的观点针锋相对。这样，借助于《中国孤儿》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伏尔泰回击了卢梭，维护了他心爱的中国文明。
伏尔泰早就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有时虽然不能与武力外侵相抗，最终却能够同化胜利者，反败为胜。这一切无疑使伏尔泰无限着迷，无限崇拜。
伏尔泰最终认为，这种胜利，正是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中国文明的胜利，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轻生死这些东西，正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那时要借助于《赵氏孤儿》的外壳，来书写中国精神，也就有了《中国孤儿》。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征服异族的力量认识，无疑是深刻的、真实的、准确的，他的改编当然也大有新意，他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更作用巨大，但他寄希望于贤明君主，过分夸大人性之美，儒家实用，感化作用，用爱情和君主突然的仁慈和转变，来掩盖一切政治和人性矛盾的做法，却透着虚假和软弱，也就难怪这个剧本只能风靡一时，却不能成为流传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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