姗姗打来电话，昨天医院给她家杨哥下了病危通知书，杨哥怕是熬不过这两天了。我听到消息时，不禁泪奔。
杨哥是我老公的大学校友，也是师兄。他毕业后分到了北京武警交通指挥部直属建筑施工处。后来我老公也分到了这个部队，他们又成了战友。再后来他们先后离开了部队，杨哥去了建委，我老公去了一家开发建设公司。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会常常见面。说来我们也是有20年的交情了。
杨哥在转业前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他不能在北京找一个女朋友结婚的话，他必须回到他的原籍江西。
我们几个家庭也会常聚一起吃饭。杨哥是一个心底十分善良的人。我们一直对他心怀感激。当年我从北外毕业，没有回家乡青海，成了一个北漂。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宿。炎炎夏日，我先在民族大学一个英语老师的宿舍借宿了一个月。这个老师是大连人，假期回了老家，让我暂住在她的宿舍。开学后我就不能继续在那里了。
于是我只能去租房子。选了六里屯一个大杂院，一间破败的屋子，月租金350，押三付一。因为我是从西宁教委辞职的，没有按要求回去教书，所以给学校赔了几千块钱。那时手里一点闲钱也没有。望着破旧不堪，空无一物的屋子，我和男朋友一筹莫展。
杨哥义不容辞地借了我们4000元钱，那可是他大部分的积蓄。我付了房租，买了二手家具。男友在工地上用钢管焊了一张床，公司搬家时淘汰给了我一个三人沙发。我们又在外面盖了一间小厨房。手里有了钱，我还买了地板革铺在地上，用柜子将床和沙发隔开，就成了一个小一居。就这样，一个安稳的窝建成了。
这个窝基本都是用杨哥借给我们的钱搭建的。那个时候，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他的钱还清。杨哥是个极其讲原则的人。有人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他都不满意。后来他选了姗姗。姗姗是北京女孩，活泼开朗。她是学美术的，在北京电视台做编导。
姗姗家三个女孩。大姐是个画家，在美国定居。那时二姐刚刚离婚，带着一个男孩。大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美国人Larry。Larry丧妻，有一个女儿比二姐还大。二姐那时不懂英文，让我帮她写情书。于是我照着Larry写给她的信，按她的口气给对方会回信。
很快，Larry邀请二姐去美国见面。就这样，二姐靠着蹩脚的英文和Larry结婚了。二姐有中医推拿的手艺，在美国做起了生意。很快把孩子也接过去了。
姗姗和杨哥一直在排队办理移民美国的事情。他们排了将近20年。这期间姗姗被拒过八次。现在签证终于下来了，杨哥却不行了。
去年杨哥说他有时候喝点酒就断片了，什么也记不得。后来一检查，脑袋里长了一个瘤。动了手术后，杨哥语言神经受了影响，说话含含糊糊。一边的身体也不能动了，整日只能躺在床上。
不到一年的时间，杨哥受到了细菌感染，感染了肺部，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住进了ICU。这几个月以来，杨哥靠着各种管子维持着生命。
我们历来不愿意面对死亡，尤其是自己 的亲朋好友。然而死亡又是那样的真切，就在我们的身边。今天下午老公去世纪坛医院ICU病房看了杨哥。姗姗哭成泪人。她说办完杨哥的后事她就带四岁的女儿去美国了。大姐已经给孩子找好了学校。
杨哥已深度昏迷4个月。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脖子也粗了一倍。老公掐他的手，叫他的名字，但手是冰凉的。护士说现在痰已经吸不出来了，随时准备后事。
杨哥生于1968年。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坎坎坷坷。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在去美国的问题上，他和姗姗一直有分歧。最初结婚的几年，姗姗坚决不要孩子，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后来被美国拒了，又要了孩子。不论什么事，杨哥都是听姗姗的。
只是这场病折磨了他太久。他的老父亲前两天从江西赶来，本打算今天回去的，但昨天下了病危后，老人把回程的车票退掉了。
柏拉图在《申辩篇》里说：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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