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呀，现在不知道，法律这东西很简单的，真正难的，是……”后面的用词没听清（线上）。这话讲了两次，两次我都没听清最后真正难的是什么。所以，就当作还是不知道吧。
老师大概是60后，专攻法律史，且是中国法制史。前几年出了一本《先秦法律思想史》，自称“一本书主义”，这大半辈子的光阴，出一本压在枕头下的代表作就足够了。让我想起陈忠实老先生，当然，那是文学，没有可比性。
学术这东西，就真的好难，我已经领教过了。确实，在不甚乐观的学术体制环境中，有“一本书主义”都很难得啦。
于是每周有一个早上固定听老师絮絮叨叨他心目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庄……
当然，读书不必为古人担忧，还应回到现实。这些“子”们无论留下什么言论，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都不应苛责。至于要借鉴什么，也就各取所需吧。大概在这些古文书简中浸淫良久，人会少些火气？虽然外界的生活，该受的都得受着，焦虑没有因为“之乎者也”就有半分减少。
另一厢，哲学系“西方哲学的群巅”已进展到17世纪，老师在大谈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霍布斯也在这个时期漫游欧陆，与莱布尼茨有交往。欧洲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
我在想，孟子当年在稷下学宫到底有没有混过，为什么稷下学宫就不能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是答案又好像过于明显：权力者怎么会允许独立的“共同体”形成，自己掌控不了啊。
老师借熊十力先生的话说，孟子那帮人以降，只专注于研究“治术”以为君主之用，关于政体，关于政权合法性这类“政术”是无力去深究的，而且深究会有性命之虞吧。此所谓“政术”与“治术”的分野，历千年如斯。
想想也是，斯宾诺莎为什么在犹太社区放逐他并发出社交封禁令还能谋生，还不至于饿死，还是因为有了学术共同体，有了商品市场（他的镜片还能卖出价格），才得以续命。你让一个宋朝书生边磨镜片边写出一本《伦理学》，还不知拿给谁看去，不是更冒大不韪了吗？……
然则，谋生是容易的吗？对大多数社畜来讲，又怎么会容易。我不知道当老师坐在我们听课的位置去听那句“……很容易的”会是怎样的心情，我只知道周边的同学无不为实习、就业而殚精竭虑，发量日见稀少……
也就是说，“术”的层面已经是挣扎求生存，谈何求“道”呀。我不知道庄子“天下将为道术裂”这句话背景如何，但放在社畜面前显然也适合的。
噢，是不是感受到了强烈的“负能量”？据说老师要求小学生写作文必须“正能量”，并批评该同学至其一气跳楼的新闻，我也才看到。大概我再这么叨叨，也要被列入“负面清单”了。
好，那就来个很“正”的。还是斯宾诺莎，或者渔父。人家磨镜片为生，大隐隐于市，还能与欧洲几个当时顶尖的头脑书信往还，学而时习之，岂不乐乎？渔父，一天的渔获，给家中老小饱腹，不也是当天的一大成就了吗？
在成为社畜的路上，我想，乐观知足真的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了。生存下来，精神才有所附丽。才会有时候，突然欣赏起日常光影之美，与他人无涉。
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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