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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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是游本昌饰演的济公，和《三傻大闹宝莱坞》中阿米尔汗饰演的兰彻。他们是人世中的智者，乐观勇敢而超脱。源自于所有语文老师的评价，苏轼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如此，对于他，我有同样的好感。一般對苏轼的評價为：忧国忧民，正直坦荡；泛爱沧生，宽容亲切；旷达自适，诙谐幽默。当阅读了王水照老师的《苏轼传》之后，我才真正领略了上述评价的内涵，苏轼传奇的一生跃然纸上，我对他充满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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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此书，心中非常悲伤、愤慨：虽然苏轼的名声与为人使得他遍交天下豪杰，名满天下，不至于终日郁郁寡欢，可是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天才，胸怀浩然正气，青年即被国君冠以宰相之名，他应该是鹏程万里、致君尧舜的！但苏轼的一生却几与祸患相伴，是无辜受难的狱中死囚，是躬耕东坡的犯官农人，是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现实远远比影视作品要残酷，苏轼一生坎坷，令人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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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常有人提到苏轼是超然的，得失落差如此巨大，可是他在乌台狱中依然鼾声如雷，他在贬谪生活中却依然游览山水、结交豪杰、忧民爱民。课堂上，我怀疑不解，经历如此磨难，生活如此不堪，苏轼为什么可以依旧旷达，并且愈发自适？

  阅读《苏轼传》，我发现苏轼的超脱是其天性使然，与母亲信佛不无关系，也与宋朝佛道思想的兴盛有所关联，更是荣辱、祸福、得失之间的巨大鲜明反差，促使他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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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第一次人生思索在密州。为了和苏辙相近，他获准任官密州。可是弟弟公务繁忙，二人久不得见，同时密州比杭州环境萧瑟、生活贫瘠，还有蝗虫旱灾，一时愁绪万千。第二任妻子王氏的一次开脱让他反思：愁眉苦脸没有用，蝗旱之灾不会因此而减轻，生活不会因此而丰富，种种的不如意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他为自己这些天来为外界所支配，为环境所左右而深感惭愧。于是，他重读《庄子》，庄子认为，感觉经验是千差万别的，可见一切都是相对的，美丑、善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对错、苦乐也全在一念之间。苏轼在年少时读《庄子》，就有一种妙处神会的天然契合，如今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启示性的哲学道理，常常豁然开朗。这样，苏轼很快从情绪的低谷里走了出来。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人生短暂，只如手臂的一屈一伸，贫富美丑也只是相对的概念，在如此短促的一生中，斤斤计较生活的丰盛与俭约，就像痴人说梦一般可笑而荒谬。密州时期正是他超然旷达性格形成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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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最大的思想转变，在黄州，也是在他最大的灾难，乌台诗案之后发生的。这时的苏轼还不是为后世称道的那个一贯超然的子瞻，他自言：无官可削，抚己知危。同时，他不得不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以免授人以柄，作为一个一手为口的文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在这黯淡的岁月里，许多亲朋戚友也都不敢和他联系。精神的巨大伤痛需要得到尽快治疗。苏轼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的熏习，成年后好读佛书，通判杭州时期也往来名山古刹。他初到黄州的一段时间里，闭门不出，不复写诗，后在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学习静坐，早去晚归，坚持整整五年，终于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在这期间，反思这场灾祸，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在写给朋友李之仪的信中，他总结道：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不对国家、社会的现状作全面深入的了解、分析和思考，仅凭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意气，轻易地发表意见，这种华而不实的书生空论，对于国家治乱，其实毫无损益。同时，他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大毛病，父亲早就告诫过他，此时的他方才醒悟。这种思考，去除了苏轼的年少轻狂，但依然保留着报国衷心：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这时的苏轼，思想成熟，也为他后来的赤壁赋等深蕴人生哲学的名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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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是一个智慧的物种，每个人都会有所哲思，这种思考尤其是在遭遇挫折、悲痛时会变得深刻，只不过每个人做出的答案不同，日后的生活走向也会有所转变。不一样的选择根源于个体不同的生活经验，应该予以宽容，不做批驳。人生旅途上层出不穷的苦难和不顺，使苏轼渐渐地学会了自我疏解，不怨天尤人，也不封闭自虐，他坦然地迎接命运的每一次挑战，泰然自若。苏轼，有入世的理想也有出世的精神，他刚直坚毅也自由不羁。就这样，他成为了那个沉重而悲哀的时代里勇敢和乐观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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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作者： 王水照，崔铭

        《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与佛道思想》 作者： 胡金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