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个时期，虽然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但是战国时期是思想最开放学术空前的黄金时代。那是因为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简直就是核武器。真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军。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
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
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不被供养的，更如此。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五霸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的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春秋时期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弑君，杀父夺权等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还应该是吴越楚这些蛮夷西戎的崛起，他们虽然不是正统华夏文明，但是可以说他们很有可能创造改写历史的那群人。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我们的文化历史真是博大丰富，而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又是那么的碎片化和政治化，这实在是有些不可理解。我们天天吵着要保护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最后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而已，正如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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