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那个时候各村的学校好像都设在村头的古庙中。我曾问过爸爸，为什么学校会在庙里呀？爸爸说，因为老师是孔夫子呀，只有老师才能降得了那么神圣而又神秘的地方。
古庙是我们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中心。我的小学就在这个多功能的古庙中度过。这是一个方形的院子，在我的印象中院子很深，抬头只能望到四角的天空。正殿坐南朝北，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得上好几个台阶。殿里殿外都竖着不知刻着什么字的青石碑。我们上学时，正殿是村里的粮仓，脱了粒的谷子，小麦随意堆放在地上。与正殿遥遥相对的是一个戏台子，逢年过节村子里会唱大戏，而且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放电影呢。东西两面是对称的两层楼房，一、二、五年级教室在东面楼下，三、四年级教室在西面楼上。两个教室遥相呼应，自习课上人声鼎沸，校园里显得异常热闹。
那时学校就两个老师，教一、二、五年级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教师姓来，腿有点跛，走路不太方便。教三、四年级的是我们本村的一个女教师，人长得很漂亮。二十来岁，大眼睛，梳一条粗粗的大辫子。
我上学要比别的孩子早一些，那时没有幼儿班，所以我就跟着一年级混日子。我想我之所以入学早，可能因为我生性顽劣，爬树翻墙，惹是生非，家里想让老师看住我（这是我老妈说的）。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和我同岁的孩子还在广阔的天地自由玩乐时，我已进了学堂。
教我们的当然是那个腿有点跛的来老师啦。据说他在我们村任教已好多年了，村子里那些年岁大的人都亲切地喊他“老来！”我们则恭恭敬敬的叫他——来老师。来老师说话声音细而尖，有点像女人的声音，眼睛小小的，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他上课时右手总拿着一根长长的教鞭，还经常把教鞭放在左手上捋一捋，看上去很吓人。但他很少用教鞭打学生。我想，也许是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那些大学生经常逃课、打架，老师用来唬人的吧！反正他对我们小学生挺好的，冬天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抱到教室前面那个高高的砖炉上烤火取暖，课下他会讲故事给我们听……
来老师的宿舍和教室相通，教室前面挂黑板的那面墙的左边有个小门，跨上一个台阶进去，就是老师的宿舍。屋子不大，也就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旁边砌了一个小火炉，冬天老师就在这个小火炉上做饭。院子西南角有一间小破房，冬天里面摆放杂物，夏天它就是老师的厨房。那个厨房上面的顶棚破了个洞，踩着下面的杂物可以钻到上面去，那是我们那群顽劣的孩子玩躲猫猫的时候发现的秘密基地。故事的发生就与这个破顶棚有关。
那年我已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小学生。那是一个让人喜悦的秋天，庄稼都收割回来了。和往年一样，玉米棒子、南瓜都堆放在学校的院子里，由一个名叫九州的老人看管。庄稼收回来后，村子里年岁大的，不能干重体力活的负责把玉米棒子外面的叶子剥掉，（有时候我们下课后也参加这项劳动）然后上称称了以后，按劳力、人口发分给每家每户。当时由村里的队长负责分粮这种差事。记得那个队长很凶，一双眼睛俩眼珠子老是突出在外面。我们到玉米堆上去玩时，他会瞪着眼睛吼我们，孩子们都不喜欢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鱼眼”队长。
不知为什么，那个金鱼眼队长给来老师分的瓜又青又小，而院子里明明堆着又红又大的瓜呀！按我老妈的教导，那些好东西不是都应该先给老师吃的吗！不知是出于对老师的同情，还是出于对金鱼眼队长的报复，我们四五个一年级的孩子，在我的撺掇下做了我这一生中最勇敢的一件大事。那个中午天有点热，看场子的九州伯伯靠在大门墩子上睡着了。我们蹑手蹑脚的溜进院子里，搬了几个大南瓜（其实现在想想，那南瓜也没多大）偷偷塞到了老师厨房那个破了洞的顶棚上。
那天下午，金鱼眼队长发现瓜少了，在校园里四处找寻。我怀疑那个金鱼眼的队长肯定有双孙悟空的火眼精金，居然在那个破顶棚上发现了赃物。他当时便断定那些瓜是老师藏的。慑于队长的淫威，我们几个做坏事的孩子，第一次当了胆小鬼。
几天后，那个阴雨连绵的下午，老师背着他的灰色布包，拎着少的可怜的行李卷，离开了我们村，离开了他的学生，离开了和他相伴多年的古庙。
我不知该为自己儿时的英雄壮举点赞，还是该为自己一时的胆小懦弱羞愧。这里我只想向来老师说声“对不起!’其实这声”对不起”，我已在心里说过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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