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的哲学标签：荒谬。
加缪很小就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也成了他一生创作的主题。加缪写出了“荒谬三部曲”。包括《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里古拉》。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寥寥几个字，就展现出了主人公默尔索那种百无聊赖的局外人态度。
有一天，默尔索和一个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那个人。这本来是一桩过失杀人案，罪不至死。但是在法庭上，默尔索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给自己辩护，居然说他杀人是因为太阳晃眼。同时，他在处理母亲去世这件事情上的冷漠态度，被拿来做了旁证。最后，法官认定他缺乏人性，判了他死刑。
在《西西弗神话》里，加缪更是把人生的荒谬推到了极致。他描写了希腊神话里的一位国王西西弗，因为欺骗诸神，被罚在地狱里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每当他费尽力气把石头推上山，石头又会重新滑落，西西弗只能从头再来。加缪想说的是，如果人生注定是没有意义的、荒谬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自杀。
在加缪看来，这个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认识，人一定要追问意义，但是又注定不可能得到期待的答案，这就是荒谬感的根源，荒谬就是人与世界之间必然的联系。
如果世界注定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注定荒谬，我们能怎么办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坦然接受这个世界的荒谬性，用真诚的心过好当下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这就是我们能够赋予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等待死刑的时候，默尔索与这个世界和解了，他接受了世界的冷漠，他感到自己的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仍然是幸福的，他只要享受活着的每一刻就够了。
而在西西弗那里，他不断重复的努力，以及对于自己努力终将毫无成果的清晰意识，就是胜利本身。当西西弗看着石头滚落，用自己的意志走下山，坚定地重新开始推石头，他就证明了自己比那块石头更加强大，比命运更加强大，比诸神更加强大。
加缪认为，克服荒谬感不是自杀，因为自杀意味着承认荒谬的胜利，那不是对抗，而是投降！唯有直面荒谬，珍惜当下，才能创造出此时此地的意义。
加缪与萨特的相似性
加缪和萨特都认为人生中充斥着恶心和荒谬感，而且这些感觉都来自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萨特认为它来自意识的基本结构，而加缪认为它来自人追问意义而世界沉默不语。
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相似性在于，他们虽然描写了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感受，但是一点都不悲观，都认为我们要直面恶心和荒谬，保持抗争，勇敢地活下去。
加缪和萨特在思想上的差别
在萨特那里，恶心和虚无来自人的意识结构，但是这些感觉并不会限制我们去理解世界，也不会妨碍我们给世界赋予意义。相反，虚无给人的自由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人可以用自由去超越虚无。所以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指向未来，通过对未来的筹划来给当下赋予意义。而在加缪这里，荒谬感来自我们与世界的深层关系，无法消除、无法超越，人只能接受与荒谬共存的现实。正视荒谬，真诚地关注当下，就是人所能实现的最大幸福。
发现了世界的荒谬性，可能会成就我们的幸福；同样，在转瞬即逝的幸福感之中，也蕴含着荒谬的阴影。这就是加缪对人生悖论一种耐人寻味的表达。
在加缪的后期思想，还是两个关键概念：反抗和杀人。加缪要回答一个和自杀平行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反抗这个世界上的不正义，是否应该杀死他人？
加缪认为，世界对人来讲是荒谬的，缺少整体性的意义。但是他肯定了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每个人在肯定自己的生命之外，还要为别人同样的生命做点什么。
加缪认为，所有人都渴望自由和尊严，面对各种剥夺自由和尊严的压迫，总是会产生反抗。但是加缪所说的反抗是对当下明显的奴役、压迫和不正义进行的反抗，而不是基于某个未来的图景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加缪始终坚持具体的人才是最终的目的，拒绝用抽象的原则来代替个体的人。
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加缪就反思过是不是应该对德国占领军实施暴力反抗；在法国解放之后，加缪反对用死刑对待那些曾经跟纳粹合作过的法国人；当美国在广岛扔下原子弹之后，加缪怒斥这种屠杀平民的行径；他也反对自己故乡的阿尔及利亚人用暴力革命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
面对二战中正义与邪恶的厮杀，二战后的冷战和意识形态之争，加缪既坚持反抗的必要性，又拒绝从一个简单的立场出发做出忽略个人生命的判断。
加缪二战之后又完成了“反抗三部曲”。 分别是《鼠疫》《正义者》《反抗者》。
在《反抗者》里，加缪问出了那个关于是否可以杀人的问题。他说：“只要不知道我们有无权利去杀死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或者同意他被杀死，我们就一无所知。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都指向直接或间接的杀人，在知道我们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应该制造死亡之前，我们不能有所行动。”
两次世界大战和此起彼伏的革命，都得到了理论上的辩护。他称这些杀戮是“逻辑的罪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杀人，并且用理性的方式为这些杀人进行辩护。
要探讨是否可以杀死他人的问题，就要去考察那些看起来最正当的杀人理由，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杀人的正当，杀人也就失去了理由。那么什么是最正当的杀人呢？一个是法庭判处罪犯死刑；另一个是反抗奴役和压迫。但是加缪认为，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为杀死他人做出无可指摘的辩护。
加缪反对死刑。他认为死刑根本无法起到威慑坏人、保护无辜者的作用，相反，它还会助长罪犯的穷凶极恶，让那些乐于看到死刑的人变得冷酷和残暴。死刑只是满足了人们寻求报复的本能。在加缪眼中，死刑就是国家组织的谋杀，无法保证不会错杀无辜的人，而且会给等待死刑的囚犯制造巨大的痛苦，相当于杀死了他两次。
在小说《鼠疫》里，描写了一个为废除死刑四处奔波的青年塔鲁。塔鲁年轻的时候，他的检察官父亲带他去看庭审，本来是希望儿子可以子承父业也做检察官的。塔鲁看到父亲在法庭上代表法律和正义慷慨陈词，坚决要求处死被告；而另一方是沉默的、充满恐惧的、不断咬着自己指甲的被告。
塔鲁被那个被告深深吸引了，那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可以用“被告”两个字简单概括的抽象物。这场庭审之后，塔鲁再也无法面对父亲，选择了离家出走，在之后的人生中不遗余力地反对死刑。在塔鲁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加缪反对死刑的坚定立场。
第二种看起来有理由杀死他人的情况，就是反抗明显的奴役和压迫。就像奴隶反抗奴隶主；法国大革命推翻国王和贵族；法国地下组织反抗纳粹德国的占领。这些反抗揭示了人类共同的道德诉求，也把个人和人类整体联系了起来。所以，加缪改写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把它改成了“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但是加缪也揭示了反抗的一个悖谬之处。反抗者的目的是要实现所有人的团结一致，是承认主人、国王、贵族，甚至纳粹也是人，只是不承认他们作为压迫者的身份。但是在正当的反抗中，杀人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被反抗者杀死的也是活生生的人，杀死他们在一个意义上背离了所有人的团结这个初衷。
更有甚者，在杀死压迫者的同时，很可能还会造成无辜者的死亡，比如炸毁纳粹乘坐的火车可能会杀死同车的平民。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者需要做好准备，用自己的死去弥补这些杀戮造成的良心谴责。
在这里，加缪又用了另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形象，来描绘他心目中真正的反抗者。这一次他选择了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本身是个神，但是却和人类团结一致，从宙斯那里盗取了天火送给人类作为礼物。
普罗米修斯知道自己必将受到宙斯的惩罚，但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惩罚。他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鹰每天来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象征了加缪心目中真正的反抗者。他们可能为了反抗不得不杀死他人，但是这并不能为杀人做出充分的道德辩护，反抗者就要有舍己为苍生的气魄。
《反抗者》这本书集中论述了加缪的反抗哲学。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很多保守派的人士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但是像萨特这样的激进派，就很讨厌加缪这种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指向未来的，是要用未来给现在赋予意义，所以他更加拥护那种许诺了美好未来的革命，也要为革命中的暴力和杀戮辩护。这样，他们由惺惺相惜到相互攻击，直至他们生命即将结束时才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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