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根螺丝钉都应该谨记自己作为螺丝钉的使命
螺丝钉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提高效率，这就是你作为螺丝钉存在的意义
目标就是螺丝钉存在的意义，其它一切为人的特性都可以忽略不计
前些天有同事离职，几个同事一起吃了顿饭，算是离别宴了。
一同事感慨，每天上班都像上刑，很是厌倦。他旁边的同事立即发言，每天太枯燥乏味了，很抑郁。我很是惊讶，看来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工作就是收钱“坐牢”，以“坐牢”的代价换取生活费。
这时坐我旁边的同事说了句精辟的话，我们都是“工具人”。
这“工具人”让我想起了尼尔.波斯曼的《技术垄断》（又名《科技奴隶》）。
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工具原本为人所用，服务于人，但到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人却变成了工具。
技术垄断的思想预设大致是这样的:
——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
——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
——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
所以工作一切以标准化、绩效衡量，员工在职场中是一枚枚螺丝钉，与效率不相关的人的特色个性完全可以忽略（甚至说要把人性隐藏起来），职场不谈职工的尊严和人生意义。
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看不到的无法计量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当下属向上司提问题时，这一切将被定义为“借口”，螺丝钉需要记住——一切以结果导向。垄断文化需要的是效率和能计量的结果，其他一切均无价值。
也就是说，人性关怀、个人思想、尊严等都被技术垄断文化所侵害，它们是“无价值”之物。
技术垄断文化不会关心螺丝钉是否累了，是否幸福，是否实现了人生价值，螺丝钉唯一的价值是让体系维持高效运转，达成体系目标。
技术垄断极其专横，它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
在这环境下，我们个体无法反抗这庞大的“怪物”，唯一能做的是知晓这些本质，做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忘自己是个人，而非一个工具。
我之前推荐的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就是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技术垄断极权世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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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补充资料，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阅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1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
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父辈的哲学。
虽然技术统治文化未能给灵魂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但其中的公民却相信：即使物质财富增长了，损害自尊的文化也不能够补偿人们的损失。
于是，技术世界观和传统世界观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就在不安的紧张中共存。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World）里对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我把这个事例作为技术垄断时代的起点，因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是1911年问世的；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概述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
公道地说，我们应该指出，泰勒的管理体系（他并未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而且不太情愿用这个术语），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科学管理原理的预设并非全部出自泰勒的脑袋。这些原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技术统治文化里孵化、哺育出来的。公平地说，技术垄断的源头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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