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将文字学称为小学，学习小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经。现代将文字学细分为三部分：字形学，训诂学，音韵学。
在历史上公认的解经的科学方法时汉代人的说经和清代人的儒学朴学方法。比如说许慎，被称之为：五经无双许叔重，又如清代的说文大家段玉裁。
宋代在文字学方面特别是金文有些字的解释上的确是有进步。但是像王安石在宋神宗执政的熙宁年间所做的《三经新义》篡改古籍，使此部书成为官定思想标准。此书的学术思想糟不可言，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成书了。而且时常对疏解有所改变。这本《三经新义》可是当时天下学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所以天下考生的前途都系于是不是能做这本《三经新义》的盲从者而定。
因为这本《三经新义》实在糟粕，所以在王安石死后就一本也没有了，为人们所遗忘。
我们今天都知道在古代学习文字字源学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经的。王安石在字源学方面用力甚勤，以毕生精力成书二十五卷。可是他对字源的解释都是凭想象力而不是以科学考证的方法。比如对“波”字的解释为：波者水之皮也。现在但凡有浅薄文字功底的人都明白水是形旁，皮为声旁，波是一个形声字。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大学者实在看不惯王安石如此侮辱学术就戏谑到：“波”为水之皮，那么“滑”就是水之骨了。这位学者有一天与王安石闲谈时突然问他：为什么“鸠”字由“九”和“鸟”二字组成呢？
王安石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戏谑到：我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再加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小鸟吗？
北宋官方学者对作为解经基础的字源学的解释竟达到了如此妄加训释的地步，居于这些解释之上的经典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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