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何琳在2020年“声音?责任”座谈会上表示：从2010年开始，疾控人才队伍就在流失，这几年流失了200多人，包括她所在的贵州疾控中心省级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很多博士都走了。“为什么?这个待遇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因为整个疾控中心在医疗卫生里面已经边缘化了，一些老百姓的话来讲成扶贫对象了。”（5月23日 每日经济新闻）
在“海龟”退潮、高校一系列学历造假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能力”，同样也就没理由要求“高工资”。“40岁的复旦博士年薪8.4万离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其中应该还是有很多个人因素的。比如“是否职场发展不顺利，前几年工资高、现在工资低，单位给的太少要的又太多，离博士心目中的目标越来越远”？单位留不住人，应该先从管理方式上去反思，而不是从体制上去反思。企业的员工工资就一定高或者低吗？显然不是的，每个企业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如果优势失去了吸引力，当然就会被人拿薪资说事儿。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疫控部门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承受的压力、付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之前他们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常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没有那么饱满的工作量、没有突出的贡献与业绩，凭什么去要求高工资呢？
另外说“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是扶贫对象”则更是危言耸听了。如果“年薪8.4万”还说自己贫困，那么大半个中国都在贫困线以下。即便博士的年薪低于这个数，也不应该拿出来借此说事儿。如果每一个经历离职潮的单位都要求纳入公务员管理，那老百姓得养多少人？纳税人的钱够用吗？
没有人承诺用“高学历”就一定“高工资”，那些本科、硕士可能还在拿着一个月3、5000的工资，根本没有机会进入体制内，博士就比他们高一等吗？我觉得不然，相反可能很多博士，并不是为了科研也考博，而是因为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好工作而考博，“死读书、读死书”的时代过去，还守着“高学历就等于高工资”的老黄历过日子，显然也不行。
别再给人“高学历就应该高工资”的错觉了，也不要再存有这样的错误认知了。读书的价值，外化的工资只能体现一部分，是否在体制内也只体现一部分，将三者配对，是一种狭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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