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流浪地球》在今年春节贺岁档并不被看好，从上映第一天的排片量就可见。
我是初二上午第一场，也就是上映第二天一早去看的，偌大的IMAX就像一个室内荒原，几百个座位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搞得我很后悔没带一瓶红酒进去，一边看一边肆无忌惮地喝。十二点左右散场，我当即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
从那时开始，我就估摸着这片子票房不会差，说不定海外也会不错，这些意思当时就在那一段话里，因为《流浪地球》与《战狼》《红海行动》还有些不同。如果说以往是老子很牛逼，《流浪地球》则是我离不开兄弟们啦，一起努力才能拯救地球啊。或者这样说，《战狼》《红海行动》的初始设定有点丛林法则的意思，《流浪地球》则是相亲相爱一家人，至少也是不得不同舟共济，当然你也可以看成是更大尺度的丛林法则。而这个区别，说不定是制片方针对《战狼》《红海行动》之后观众反应的有意为之，你我都知道，该片对原著改动是很大的。
随着《流浪地球》口碑和票房双丰收，我就知道批评即将到来，因为人性使然。
有争议是必然的
如果你春节期间在各种公众号，尤其是朋友圈里已经见了太多对《流浪地球》的好评，你一结束假日旅行，马不停蹄赶到电影院，看完之后，也想发一条微博或是朋友圈，怎么写呢？
首先，说这部电影好的词几乎都被别人用完了。关键是，如果我也附和别人说好，我怎么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嗯，对，你们说好，我就说不好。最初的负面评价就此萌芽。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阴暗心理，人皆有之。早在1930年，弗洛伊德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对小区别的自恋（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意思就是，越是背景相似的两群人越是互相看不上眼，我们最强烈反对的，是跟我们最相似的人。而你的朋友圈里边，就是你最相似的人，物以类聚，不是同类人不在一个朋友圈。
所以，如果你这次就对《流浪地球》有很多负面评价，或者见到有些朋友反复强调《流浪地球》的不足，你得知道这正是大家“对小区别的自恋”。
争议不可调和的
只不过，这种“对小区别的自恋”，因为网络放大效应，愈演愈烈。其实，关于《流浪地球》的争议，和以往大多数争议一样，只是反复印证了所谓的戈德温法则的有效性。
美国著名律师麦克·戈德温发现，当人们在网上讨论一个公共问题的时候，要是互相打起嘴仗，对立的双方最后都会把对方指责为希特勒或法西斯主义——稍微延伸一点就是说对方三观不正。因为，人们一开始就把对方贴上“对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标签，也就没办法展开理性对话，对话旋即变为战斗。当双方群体中的个人失去独立和理性判断，会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成了类似于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举例演示一下戈德温法则。
A说：“《流浪地球》不错啊，场面宏大，剧情流畅，感人至深，有技术有特效，是中国科幻电影质的飞跃。”
B就会说：“你说那些算个屁，不管是剧情还是科学设定，那么多的bug你看不见吗，配得上这个票房吗。”
…………
A会不服气：“你说《流浪地球》种种不好，是见不得自己人的好，阴阳怪气，为黑而黑”
B就会说：“你格老子是一直趴在地上，奴性太重，毫无下限。”
这就是戈德温法则。好像人人天生就会。
其实这种热点应景话题，最终走向必然是各执己见，直到大家疲倦，然后淡忘。
不过，不打不相识，下一次让我逮着你支持谁，自然是不问青红皂白，反对。
人为什么不高兴
先把话题岔开一下，聊聊人为什么不高兴。最常见让人不高兴的有两种。
第一种是说了太多的“不”。说“不”就是斩断一切的可能性。一直说”是“而不懂拒绝，那是圣母。其实，要你一直说”不“也很难受，我们都知道推销员这个行当需要很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因为他们经常被人说“不”；但你反过来想，当你哪天接到好几个推销员电话都说“不”拒绝他们之后，你爽不爽？你也很不高兴，这既有被人打扰的烦恼，更有你对自己把人拒之门外之后对自己的不满。
人，之所以为人，善于合作是重要因素之一。你我都有“合作”基因，当你总是拒绝，你的原始“底稿”会对你有看法。你要知道，那些没有合作基因的人，早就被演化淘汰了，我们都是那些善于合作的活下来的原始人的后代。所以，生活当中，少说“不”；如无必要，勿说“不”。
再说了，定义一个人，包括你自己，你不能用“不是什么”——没有建设性，必须用“是什么”——有建设性。比如，你说你不是科幻迷、不是影评家、不喜欢吃火锅……一系列的“不”让其他人接收不到关于你的有效信息，也就无法与你产生合作——你也就必然被拒绝；只有当你说你是科幻迷、是影评家、喜欢吃火锅……别人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进而携手合作——你不被拒绝。
第二种是比错了对象。我们的认知模式依赖事物间的比较，只有靠比较才能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比较是个好东西，因为比较能产生激励。但要是你比错了对象，那就是盲目攀比。比如，有人要把《流浪地球》和已成经典的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比，这怎么比？那好，我们和《普罗米修斯》《太空旅客》比，要我说是各有优长。但有些人喜欢用变种版的“田忌赛马”去比，把自己支持的一方的强项去和反对一方的短板比较……这怎么比，还是没法比。
正确的比较方法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要知道，任何比较，必须考虑坐标系。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比较其实都不处于同一坐标系，也就有了人们常常说的比上不足的烦恼。然而，过去、现在、将来的自己，始终是处于同一时间线上，这样的比较才更好量化比较，也才能更精准地量度你的人生。
那和同类人比总可以吧。也不行，和同类比较就是“对小区别的自恋”，如果你始终关注你的身边人，新买了什么车、新俘获了一个异性、新买了一个名牌包包、为孩子新上了一个什么班……在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中，你会失去方向，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怎样写一段“高级“影评
1994年，纽约大学物理学家阿兰·索卡尔给期刊《社会文本》投稿，题目叫“跨越边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转换解释学”。
这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说：
他梳理了20世纪末人们在思想中发生的一些转变，经过仔细研究，就觉得思想上的这些转变，如果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上去看，有些转变跟量子理论，跟引力的前沿研究是吻合的。
这篇长达26页正文、13页引用的雄文大概说的是：
女性主义跟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已经打消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实在性内容，揭示了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越发认识到物理学的实在性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实在性，根本上说只是社会语言构建起来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不过反映了它所依托的文化意识形态跟权利关系。
能看懂吗？
这其实是个闹剧，还被评为1996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学奖。不过，获奖者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搞懂索卡尔说什么，就当成严肃论文发表了。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科学内容，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里面充斥着各种连理工科大学生都能识破的错误观点，以及故意堆砌的大量专业词汇。
你如果想写一段“高级”影评，不妨也借用这个方法，反正，艺术领域有些东西本来就无法证伪。
比如，依照精神分析的理论，影片《流浪地球》中，包含着一个不断的能指转移的过程。尽管带有极大的理论预设性，但不失为一种分析的角度。刘培强用他的牺牲换来了刘启的成人礼，也是他全新生命的开启。刘启从对刘培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仇恨中，幡然醒悟，从此接受现实世界的规训。不无遗憾的是，该片对女性的忽视，女性真身就像一个永远的“在场的缺席者”。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旧有的权力与话语结构，早就规定了性别（种族）叙事及游戏规则。或许这正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一个第三世界的艺术家最为深刻的悲哀与文化宿命。更为吊诡的是，当第三世界艺术家不断所尝试抵抗并改写话语权力逻辑，他们的目的好像又是为了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央，完成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俯瞰…………
看得懂吗？无所谓，反正是我用了三分钟编的。
怎样相信一个人说的话
好了，我们毕竟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就是到底谁的话更可信。
其实任何时候，都有一句三字真言帮你识别谁说真话谁说假话，那就是——谁出钱。
就这三个字，你就知道微博、朋友圈、豆瓣、知乎上各种言论，你只能呵呵，不能当真。
因为，他们都是说说，打打嘴仗而已。
对他们比较有效的测验方法是，上映之前，请他们独立观看，看完必须把自己家庭总资产的五分之一拿来买《流浪地球》制片方的股票期权，比如“北京文化”。你说不行的人，就必须买空单；你说很好的人，就必须买多单，这下好了，我是真的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其实，早在3800多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这样的规定：
建筑师给人造房子，住户搬进去，如果房子塌了，压死了住户的大儿子 —— 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就得死。
这就是古人一直以来的精神。谁要做一件事，谁就得承担这个事的后果。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当年国军军官喊兄弟们给我上，我们解放军军官喊的是兄弟们跟我上，我冲前面，我先冒险，这才是值得信赖的样子。
好了，总结一下，借尼古拉斯.塔勒布新书《非对称风险》里的观点，没有“风险共担”，都是扯乱弹（其实，这一套方法可以用于你遇到的很多事）。
我们看看，以下几类人：
对《流浪地球》观点相悖，打嘴仗的两群人，没有风险共担，不可信。
冲进股市买“北京文化”股票的人，有风险共担，可信。他们的数量以及北京文化股价的涨幅，是《流浪地球》好不好看最值得参考的客观依据。
《流浪地球》制作团队，当然有风险共担，可信。但他们还有一点点不同，他们不仅仅是风险共担，想赚点钱就行了，他们还在赚钱的基础上，想尽可能把这部电影打造得更好。这在《非对称风险》里是比“风险共担”更高级的概念和行为，这叫“灵魂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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