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物。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用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考核，罢免都归吏部负责处理，这样，吏部不尽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于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到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把地方官任用之权全部牢牢控制，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
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在后人的逐步完善下三省六部制最终成为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收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今河南洛阳的嘉仓遗址，从建起直到唐朝这个粮仓依然在使用，这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经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谅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
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已大师，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二十一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于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已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几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则是杨广。
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传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
一千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时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
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凯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四年十一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三月，杨广征伐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又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六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
流淌了一千四百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两千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杨广曾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陨落。大业五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祁连山海拔近四千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鞠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四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福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今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一千四百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靺鞨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二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为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的悲剧的开始。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余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几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几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机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经历三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征辽大军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十三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
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地贬低。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个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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