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豆豆
1
文艺复兴拨开了乌云，但专制的时代还在继续。17到18世纪，在宽容之路上抗争的思想家们，依然在披荆斩棘。
都说国家是个“有组织的社会”，长治久安压倒一切。然而，事实上，世界的进步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大众。当我们谈论为宽容而战，某种意义上也在谈“有组织的社会”和非凡个人之间的长期斗争。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会有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比如，16世纪后半叶的荷兰。它的城乡结构松散，居民都崇尚行动自由，行事果断而独立，懂得天主教徒的钱跟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这样的地方，恰恰就是宽容小实验的好地方。
“沉默者威廉”，恰如其分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成了宗教改革中的领袖。他在这场运动中努力去遏制新教和旧教间的相互残杀，尽管完全没有希望。但他凭自己的个人榜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有个性的人，总可以超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就摩西律法。
威廉离世后20年，60多个教派依然在疯狂扭打。国家陷入了两个敌对的思想阵营：上帝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
阿米尼乌斯，是自由意志论的代表。
他童年时曾得到一位天文学教授的帮助到德国求学，可是等他放假回家，却发现家乡被西班牙人洗劫，自己成了孤儿。幸而得到一位善良人的自主，送他去莱顿学神学，他才顺利走完自己的求学生涯，后来几经周折，成为阿姆斯特丹的牧师。
当时的北欧，绝大部分人都是“堕落前预定论”者，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可阿米尼乌斯却向他们宣称，人有自由意志。最终，他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国家的叛徒，受到大肆咒骂，并被折磨而死。
但荷兰终究还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世界，他们当然会压制宗教狂热引起的内战，维护不同派别之间的相对和平。这有点像中国历史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随便你们去说、去想、去发表吧，只要别触动了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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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思想，他为信仰自由追求不息的热情，在这些先驱者中也尤为典型。
他，就是布鲁诺。
布鲁诺出身贫寒，年少时就进了意大利的修道院，成了“多明我会”的修士。“多明我会”被时人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在这里他受到的教育是“无条件服从”。然而，他却离经叛道，放弃了圣书，研究起了古希腊哲学。结果可想而知，没完成学业，他就被“多明我会”开除了。
他受内心灵魂指引，开始了漂泊生活，从日内瓦到里昂又到图卢兹，他到处寻找一个可以比较自由，能够安全生活、写作的地方，然而，他自由的思想总是招来警察的驱逐。
他研究天文学，成了哥白尼的粉丝。他还曾穿越法国到巴黎当过大使秘书，到英国牛津教授天文学，撰写文章批判宗教、哲学和政治。他成为学生喜爱的教授，有了“自由分子”的名声，然而，当局却再次客气地将他逐出了。
最后，他回到了家乡意大利，然而，像他这样有自由倾向的人，在这里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他被教皇投入了宗教法庭的监狱，受尽了8年的严刑拷打，始终拒不认罪。
1600年2月17日，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临行前，他说：“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伟人的骨灰随风扬去，可对真理的自由追求，却让布鲁诺千古流芳。
布鲁诺
4
斯宾诺莎，一个犹太裔的荷兰哲学家。他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被并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三大理性主义者”。在自由之路的群星中，他以不屈的韧性闪耀着光芒。
斯宾诺莎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虽然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紧张，但在这里相对还算比较宽容。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遇上了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师。打小他就显示出了自己的聪颖，所有亲属都说他是个小教授，给他不少零花钱，他都拿去买了哲学书。
他对笛卡尔很有兴趣。但在当时，当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要与现存社会秩序为敌。当犹太教社区发现斯宾诺莎这个最有前途的学生，居然受到了笛卡尔异端学说的污染时，他们把他找来，让他发誓做好人，不要乱说有悖律法的观点，就每年给他发固定的年金。斯宾诺莎拒绝了。于是，他被逐出了教会。
教会诉诸市议会，认为斯宾诺莎是一个危险的无神论者，在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个体面基督教社会中，不应该容忍这样的人。最终，官员们权衡再三，只好请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避避风头。
从此，他过起了宁静平和的生活，白天打磨镜片做光学仪器，晚上读书写作。他一生清贫，偶尔接受朋友的接济，但基本坚持独立生活。1677年，他在海牙孤独地猝死。让当地教士不快的是，宫廷中的显赫人物，足足出动了六辆私人马车，送这个“无神论者”入葬。
斯宾诺莎的成功，靠的不是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论，而是他的勇气和力量。
他跟笛卡尔一样，坚定不移地摒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石，探索宇宙真理，大胆地建立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让人类再次成了宇宙的真正共鸣。
5
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可惜，太阳的光辉虽然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但内里却掀起了一场不宽容的动荡。
路易十四上台时，天主教虽是国教，但它和基督教两派力量相对持衡，因而相互之间还能互相容忍，相安无事。
不幸的是，路易十四落入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好女人——富朗索瓦斯·杜比尼手里。这位夫人得到了路易十四的宠幸，但却完全被自己的忏悔神父所控制，躲在路易十四后面控制了王位权力。由此，天主教会牢牢地抓住了机会，不仅成了王后的顾问，而且还成了国王的钱袋，从此，也就有了机会去摧毁新教徒。
路易十四给了教会诸多特权，甚至修改了之前关于新教自由信仰的法令。政府派出骑兵如同打家劫舍般欺凌新教徒，当新教徒们冲上法庭要求得到保护时，得到的却是让他们好自为之的嘲笑。他们的教堂被关闭，教士被送去服苦役，试图离开法国的会被统统绞死。
一心要逃离迫害的人，总是能想到办法的。成千上万的勤恳的法国新教徒偷渡到异国，在他乡兴旺发达起来，法国的富庶就这样流失了。这或许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小序幕吧。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国家的不宽容，往往是毁灭性的自杀行为。
6
对比之下，德国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霍亨索伦王室继承了欧洲最贫瘠的黑森林地区，那里人口稀少，30年战争让这里变成了荒凉的废墟。王室急需人力和金钱来重整旗鼓。为此，他们广开门路，接纳不同的种族和信仰。
宽容，代表了德国王族的嘉德懿行。腓特烈大帝，就是这种宽容的典范。
他有一个个人趣味不怎么样的父亲，但这并不妨碍腓特烈具有文雅的秉性。腓特烈从小就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蒙田的随笔，喜欢古罗马哲学家的智慧。
他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奴性情绪，却对基督教义很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兴趣更大。在宗教问题上，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甚至说，在他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获得拯救”。这句话，也成了他自己进行所有宽容试验的基础。
他认为，只要信仰宗教的是正直的人，过着体面、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好的，都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国家不应该插手宗教事务，而只是应该充当警察的角色，让各教派和平相处。臣民只要顺从、忠诚就可以了，对思想和行为的最终审判权属于“主”。只有“主”知道人的心灵，国王不能轻视“主”，以为“主”需要人的帮助。凡人，往往是在用暴力和残忍，自以为在促进神的事业。
他在位30年，以绝对的统治，让欧洲第一次尝到了几乎完全宗教自由的滋味。
心中只要抱着宽容，独裁也没有什么不好。
想起一句久违的歌词：
“ 心自由 让自己宽容，没有什么 是真的不朽。”
世界这么大，爱恨情仇有什么能永久？
不如宽容，让自己自由不烦忧，也让别人自由享受。
心自由让自己宽容，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
（未完待续）
好了，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解读《宽容》，欢迎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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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豆豆，IT从业20余年，曾先后研修英语、计算机、美学和心理学专业。早年创过业，后就职多家全球知名IT外企，现工作于某研究院。书痴一枚，闲时码码字。兼任多家平台签约作者，简书会员合伙人，万卷好书工作室、万卷好书读书会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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