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奥尔罕.帕默克在作品《伊斯坦布尔》中，挖掘出故乡“呼愁”这一属性一样，上海自身承载的特质也在众多作家笔下被挖掘出来，在这些书写中，她始终以背景的姿态存在，却在每一个焦灼的眼神，每一场永远的离别中从背景跃升主角。关于她自身的特质，除了周知的“冒险家的乐园”外，是否还有其他隐藏属性？本文将数位作家笔下的上海串联起来，期望解读出不一样的感受。
动荡之年--无常的舞台与藏匿的山谷
上海是时代剧（日本称大河剧）的舞台。王安忆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描述这座城市是：雨雾中的弄堂与巷口阿姨的闲话；天青色天空下一洞洞老虎窗与躺在屋顶沉默的“老克腊”；身着阴丹士林旗袍欢笑的女学生。这些细致的描写展现了作者意图复刻上海昔日生活的野心。
在她笔下，上海最是适宜演绎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就像文中王琦瑶脑中载着故人离别的那搜客轮，故友与青春都随着这艘船远去，过往的欢乐与痛苦再无人与之重述，这无常的海海人生怎不让人唏嘘。
在文字构筑的城市编年史中，上海持续充当着岁月，时光的代言。《半生缘》中十八年后的重逢，男女主人公也必然在这座城市中体会到“一切都回不去了”的怅然所失。
若说“无常的舞台“是上海的第一属性”那么在《长恨歌》中第二部分文革篇中，上海“适宜藏匿与隐居”的第二属性逐渐显现出来。
在书中，女主角王琦瑶卸到了上海小姐的桂冠，隐藏于深邃的里弄中，而她的旧友导演程先生，也隐身于楼宇间，成了一位摄影师。上海，是他们告别过去的洞穴。
还是这座城市，太多曾经的繁花都隐藏起来；这城市有那么多扇门，没有人知道门后上演着何样的故事。
与之同样，根据琼瑶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也将背景设置为49年前的上海滩。细推背景可知，没落军阀陆先生（陆依萍之父）也唯有将家安在歌舞升平的上海租界，方能拿着当年搜刮的钱财，高枕无忧过寓公的日子；也唯有这样的繁华场，这样的冒险家乐园，陆依萍方能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一跃成为炽手可热的歌星。
一座能隐藏个体过往经历的城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开创新生活不二的好地方。
知青时代——他乡的上海梦幻
作为影响上海的重大事件，知青下乡与知青返沪是现代上海抹不去的一段。关于上海知青的异地生活，秦文君的小说《十六岁少女》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中对黑龙江林场生活的描写“上山砍原木，去世埋雪坑，二米饭肥肉片，一窝铺盖是家当”妥妥是真正经历过如此生活的人方才写的出。
相比秦文君，金宇澄在他的《洗牌年代》中记述的知青生活则更为细致。作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知青的到来也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他写回沪探亲后轮船上偶遇的女知青“绿棉袄内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袄，带鹅黄色项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
而文中描述知青们喜穿上海产的尼龙袜；刚到青年点时，行李中“年糕，奶糖，时令糕点一应俱全，即便到了后期所有存货吃完，上海带来的豆腐粉蘸盐也是一顿美食”。
因为持续对上海生活的怀念，电唱机，五斗柜等象征都市文明的产品从上海源源不断的托运而来，有知青甚至运来一座沙发…..
曾身居发达城市而养成的城市精致生活，迁移到北大荒后，这些上海知青依然希望将那些生活态度遗留。而身处南北方杂糅的时代，精细的上海人与粗狂的东北人之间的碰撞与磨合，也是文中诸多故事的背景板。
人生是个闭环，有开始就有结局。那些知青最终都去了哪里？在叶辛的《孽债》中做出了解答，作为知青制度的产物，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回上海，是所有身在异地的上海知青共同的心声，从黑龙江，从苏北，从西双版纳，从内蒙古，从新疆，他们从祖国各地回到家乡。
而那些知青的孩子则更多留在了当地。在若干年后以插班生，借读生的身份回归上海，重新开启新的上海故事。
魔都的当下——现世的消费主义代言城
80,90占据当下的话语权，也催生出众多强调个体感受的文学作品。上海在这些作品中逐渐符号化，成为消费主义的代言城。
在本埠作家许佳的小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中》，上海的年轻族群更早的享受到消费主义的巨大快乐，在她的笔下，上海化身漫布街头的罗森便利店，思南路的法国杨柳；伴随主角绵延的青春期，将消费文化与青春忧伤衔接起来。
而在安妮宝贝笔下，上海化身波特曼下的星巴克，烟熏裤子男生徘徊的黄陂南路地铁站，与高架桥旁弥漫披头士音乐的贪欢公寓。用消费文化包装了一慕慕异乡人的孤独故事。
纵观两者，许佳作为本地人，是在纸面上与这座城市谈一场恋爱；而安妮宝贝永远是过客，上海是她漂泊故事的舞台，恰好这舞台内核如此荒凉，甚得她心。
从前朝梦忆，知青时代到现世繁花，上海在无常，藏匿，梦幻与消费文化中一刻不停的运转，又将美好与恶心记录。
在不同的维度之上，她如千面女郎般，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挖掘出不同的属性，或许未来有更多的一面也书难说清。
而这也许正是她的迷人之处，永远花开不败，永远在书写下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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