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岗上。
回到岗上的时候公司正在经历着巨变，某些令人怀念的东西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褪去，但接班的新事物却还没做好准备迎来明天。《元典章·户部·仓库》曾记载道：“即日正是青黄不接之际,各处物斛涌贵。”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到现代，国与国之间的碰撞，疫情下的经济衰退，正在改变我们熟知的人类社会。戴口罩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我们从让乘客过包，变成了让乘客戴口罩，最后又变成了检查他们的健康码。我常常跟小孙说，我们是他们的爹，是他们的妈，你爹你妈不会关心你有没有得新冠，但你楼下的安检人员会关心。
可能是觉得当乘客的爹妈不是一件容易事，于是小孙提交辞职信很快就跑路了
新街口从没有让我觉得陌生，除了我最喜欢的燕妈妈跑到楼上打起了投诉电话，我们重复着每日重复的活，“早。”基本上每一个人见到彼此都如此的说道，倒不是所有的人交情都那么好，工作难免会有些纷争，但大家都努力的避免着人际关系的破裂。有人私底下说我这个人话难讲，嘴难看，可我毕竟不是个小品家，讲话也不是唱戏般的好听，借用我曾经在某报上登载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是——“我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南京地铁伟大的安检工作中。”，这个倒是真的，如果我不爱这份工作，想必我比小孙她更要提早的收拾好细软跑路了。
楼下卖手抓饼的大妈笑着问我是否还在云锦路干时，我摆了摆手。“升迁了？”说话的同时，她刚给我打好在煎锅上打好一个鸡蛋，随着煤气炉烧起的高温，蛋清和蛋白逐渐变成分离出可怖的黄白。大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见我没有回话，便麻利的帮我打包好，并没有注意我的双眼一直注视在那摊已经不成蛋形的糊状物上。有那么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活在大妈的煎锅上，正如这份工作一样，熬人，这似乎在地铁生产是一种常态，耀哥的朋友一直很想进地铁安检，为此，我们曾在小行食堂大肆的交谈过，当我得知那位朋友只是因为画图画腻想换换环境的时候，我做了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迅速的拒绝了他。
“不”我带有玩味的把当日中午的扣肉塞进了嘴里，随即说道：“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那位工程师脸上泛起了复杂的落寞，一方面，他似乎真的厌倦了制图这份活计，比起他的年龄，脸上须发倒是比我长得多。这让我想起了同宿的小司机，薪资已经是生产岗的封顶，也不过是到手六千尔尔。
就像是上班后的休憩，我跟小骚警煲着微信电话粥，我吐槽道：“怎么会有人想来我们这份工作？”
“是的啊。”
尽管我们彼此都知道着劳动力的廉价造就了人口红利，并心照不宣的默认了这个事实。
当然，事实上，我并没有试图止步于当日因为摄入糖分过多而头脑发晕的午后。通常我会在KFC点上一杯冰可，那杯冒着褐色气泡的甜水是必定要加冰的，妙龄的女服务员，在冰柜前面优雅的撅着桃形屁股，以一种后入的姿势里舀着剩余的杂冰。
“您好，您的中可已制好，请取餐。”
这些年轻，旺盛的少女们，从樱桃色的唇瓣里读着符合企业标准的话术本身就是一类世纪末最大的滑稽。她们穿着黑丝或者是紧身的职业装，脸上堆满着工作需求的假笑。我想她们大概很不愿说“您好”，可我面对乘客的时候也不能说“阿喽哈”，虽然后者的称呼让我说出来感性的多。
我喜欢啜饮着这些，加了冰的碳酸无论在何时入口都是如此的宜人，而喝完早上的这杯饮料总让我莫名怀念起以前读书的时光。我们站在高楼前，用一种近乎渴望的眼光看着路人手上的炸鸡又或者是冰可，老师说，我们会记起校园，而不会去想念将来日复一日的打工和上班。
我与柜台前的小姐两眼对视着，似乎对于生活，大家都是寡淡的多。“再过十分钟我就要回到岗上了。”我想，心底多少有点恋恋不舍起来。
这意味着我又要将自身裹挟于人潮人海里，与杂乱无章的思绪一同吊死在安检机上。
一位前领导曾在饭桌酒过三巡后约我在屋外的后山上吹着冷风，我们沉默着相互伫立在无言的月光里。我熟练的弹出烟盒，小心翼翼的敬上一支烟，生怕这份氛围被自己乍然而至的跳脱打破。
领导看了我一眼，两眼，大概是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只好笑着说道：“这就是工作，小杨。”
依稀记得那时候我还不会抽烟，即使抽了烟，那份磕惨的装模作样也只能沦为他人的笑柄。即便是今日，也多半是等待着眼前的红点被世事打灭，只剩下半截烟蒂仍矗在嘴里。才知道，这一根他人递我的烟，大约是完全抽尽了吧。我原先不懂那位领导的意思，至今想来开头的那句“小杨”，说出来也是带着些许烟气的。
以前十七岁的我会期待上班，期待下班，我会期待从安德门通往警官学院的路，因为再走上个两三站，就是小行基地。我有时候会在那个有着70度角的高坡上眺望着，那陡坡下面埋藏着渴望，未来，以及一切美好至纯的事物。
《城南旧事》里的英子曾对夹竹桃默念道：“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我想，我不仅不再是小孩子，就连工作，也是差一个月就五年了。
——2020.11.19收笔于南京地铁三号线武定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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