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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能弘道”中蕴含的功夫儒学

论“人能弘道”中蕴含的功夫儒学

作者: 薛宝钗的冷香丸 | 来源:发表于2021-04-10 22:31 被阅读0次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大学教授倪培民对儒家思想的演绎以其独特的功夫路径而著称。这一理念在其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中有着详尽的诠释。在他看来,现代武打电影使普罗大众普遍对“功夫”一词着迷。但功夫的原初意义应追溯到宋明儒家道德修行的方法。

          对宋明儒家而言, “功夫(工夫)”既是一种内在能力与修养, 也指为获取这种能力而修炼的过程。从倪培民的观点而言,目前对儒家思想阐释的一个通病是学者们过分迷恋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西方哲学的关切常聚焦于对客观实在的真理性探究。这种探究以对客观世界命题化与理性化的描述为基础。

          然而, 套用理性主义框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往往流于简单化与教条化。 因为孔子学说的核心不是关于客观实在的定义, 而是关于实现理想人生的教诲。 儒家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真理命题的抽象证明, 而是要指引人们在仁善的道德实践中切身体认其学说的效用。

          借助于功夫路径, 倪培民对儒家学说中的一些有趣的乃至于充满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新见解。 譬如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在学界争论不休。 但如果我们能不把孟荀的理论当作是真理性的判断, 而是指导性的功法, 那么这两种人性论之间的表面冲突就会自然地消解。

          因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的真正意图在于促进道德的修养与善心的发扬。 而荀子的性恶论是为了强调自我克服与自我完善的必要性。 所以, 孟荀看似相反的人性论可谓殊途而同归。 两者的目标都是要成就完美的人格。同样, 《论语》中关于“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法也应理解为道德指导而非关于女性的普遍真理性判断。 根据这一注释, 孔子的原意是一种道德的劝诫:“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 都不能轻视任何一件事情,慢待一样事物,不要以为仆人与妾的地位微贱,就可随我使唤, 而疏忽地对待他们。 ”

          当然,要将功夫路径与现代西方理论相互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习惯于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模式的人会要求养成自发性的真实性证明。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功夫的最高阶段无法通过语言与理性规范来传达,那么尚未达到功夫修养的人难免会质疑功夫境界是否仅仅是主观主义甚至是相对主义的信仰。

          我们究竟如何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达到了功夫的理想境界呢? 本能自发性与养成自发性之间有无明确的区分标准呢? 如果一个尚未真正达道的人自称其行为与判断都基于一种超绝的自发性,我们又如何应对与评判呢? 倪培民自己也承认通权达变艺术中的难题:即原则上的灵活性易被滥用而成为胡作非为的借口。

          因此,功夫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实验证修炼者达道的境界与程度。功夫成就的证明是否只能是自我良知的发现与体认呢? 这一内心的证悟是否也应该通过某些权威的审定并在仁义道德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呢? 功夫境界的终极体证究竟为何? 归根结底,我们是否应归之于修炼者与无言的天道,与促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四时变化的无私感应与合同的能力呢?

          尽管功夫理论中存在诸多疑难点, 但倪培民对儒家思想的诠释无疑体现了他自身的功夫修养。 这种修养首先表现在倪培民孔子恰当与中肯的评价:孔子是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教育家, 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倪培民的功夫修养也使他对当代孔子研究中一些最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富于新意的见解。

          另外,倪培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作为新世界立法者的企盼令人鼓舞。 儒家思想在现代世界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进一步思考与探究中华文化传统的真正精神内涵。中国近年来国力的强盛固然有助于人们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更加关注, 但如果说中国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是传统思想复兴的前提条件, 则难免本末倒置。

          比如, 当今西方学界与社会无不对现代印度哲人甘地的思想推崇备至而敬仰其为圣雄。 但西人对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尊崇与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强弱可谓毫不相关。 因为这来自甘地本身的人格魅力和他对印度传统文化精神的完美体现。 实际上, 孔子与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意识中仍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现代中国社会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妄自菲薄与对西方商业和物质文明的盲目追崇。

          一个文化传统的生命力需要在物质与经济层面有所体现,但一个强势的经济与军事体并不一定代表一个真正的文明。 经济与军事实力不应是文化与道德判断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虽然孔子本人并没有在其有生之年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然而其道德理想仍然成为后世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

          依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建立的强势霸权不是儒家文明的目标,儒家的精神生命也不应因为这种强势霸权的一时横行而废止。因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恰恰在于一种文化与道德的自信、在于对人类良知、爱心与正义感的指引与召唤。 所以,如何对传统思想进行扬弃与改良以应对现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挑战是当代儒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儒学的核心应在于道统的守护, 在于仁义道德与圣人人格的精神的继承与保存, 以待中华文化传统的生命力能在适当的历史环境下再一次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中国哲学与文化在新世界的任务与其说是立法, 倒不如说是立心。如何能在当今物欲横流、纷争繁复的现代商业秩序中保守我们的仁心, 以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道心, 这也许正是我们内心功夫修养的最高体现与最佳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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