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编辑：刘刚

编排声明：

        祝兴义是我最崇拜的文学家，我们俩的老家相隔一公里，我是读着他的文学作品长大的，并深受其影响。

        祝老师的作品已经年代久远，很多年轻读者都没有读过，为了让他老人家的作品能重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面前，本人特编辑祝老师作品系列，供大家阅读。

        编辑此稿，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编辑：刘刚，18273618840

    正文：

            杨花似雪

    1

      今天学院里无课,附院那边也没我的值班任务。我来到办公室,着手准备下周的讲义。

        窗外,杨花似雪,纷纷扬扬,飘飘荡荡,霎时拂满整个校园。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由于杨花随风轻,似过眼云烟,人们爱把它看得特别轻薄,但我觉得这是极不公平的。它也具有雪样的肌体,玉样的素质,但在花的民族中,它是最缺乏保护的弱者,只有任凭风的摆布和欺凌,而无力自卫。每当这个杨花纷飞的节气,我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电话铃响了。是小曹从附院住院部打来的,她说:“你是传立吗?这儿有个乡下妇女,是护送病人来的。她一定要见到你,请你亲自给她的亲戚看病。还说,她是你的同乡,以前同你很熟的。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因为我的故乡在边远的隅,平时能来找我的乡亲极少,我是害怕怠慢了他们的。

        “名字……我没有问她。”

        我又询问病人的名字,小曹回话道:“病人也是个妇女,叫杨思萍,你会认识的。

        听说这名字,我心里不禁格登一震……

      2

      这名字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如同三颗串在一起闪光的珍珠,嵌入我童年的记忆。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旧历九月十八日,邻集逢会大早,我的还不满三十岁却已孀居七年的母亲,突然梳洗打扮一新,说是要去赶会。往常,凡有这样的机会,我都照例扯住母亲的手出门畅玩一天。除可吃到油香、肉包、糖球之类外,我偶尔还可混上块缝衣的花布,或者一件花棒槌、琉璃嘣喘之类的玩具,真是再欢喜不过了。

        然而,这一次母亲高低不肯带我,只叫我在家跟婶婶拾棉花,捉蟋蟀,满口许我等她回来时,带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

        我把母亲送到东大桥。她流着泪,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了许多话。可我只记住了几句：

      “……六月六那天,给你过罢‘束’了。杨家那丫头叫思萍,长得满俊的,就是头上长过黄水疮,为治疮,把头发都剪掉了,以后还会长的。等你长大了,叔叔会给你娶过来,成一户人家……”

        母亲此一去再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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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泪水泡饭,过了五六年寄人篱下的日子。每当我了打骂,痛哭不止的时候,好心的邻居便来宽慰我:等长大了,娶来娘妇就好过了。”于是,我想起母亲临别那段话,也渐渐明确思萍与我未来的关系,同时,也挂念起她那头发长出来没有。

      那年思萍庄上霍乱流行,凡发病者,都请叔叔去医治。思萍也感染上了。那日叔叔为她治病回来,我估计他会向婶婶谈起思萍的情况的,特地到篱笆边去偷听。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叔叔先说思萍的病不算重,可以治得好,接着又说:“那小丫头很怕羞,知道先生是她的婆叔公,诊脉时,用棉袄把头包得紧紧的。”听到这里,我却敏感地想到:可能因为头发不再长了,怕叔叔发现了她的秃头……

        叔叔也有个儿子,长我三岁。我喊他哥哥。这年,他被送到一个大洋学堂里读书。而我在本庄一个私塾里却辍了学。从此,叔叔家春夏发我一把镰刀,要我包两头牛和一头驴子吃青草;秋冬发我一张大筢子,让我包全家人的烧锅和烤火用柴。我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也由此结识了不少小伙伴,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哪几块地是思萍家的,并能辨认出她的爸爸和几个哥哥。当然,逢到他们,我都及早地回避——传统的风俗要求我如此。

        一次我割草来到思萍家的一块地边,发现她一家人都在那块地里割谷子。内中一个丫头,我断定就是她了。我心中油然浮出个意念:想看看她那头发究竟长出来没有。然而,我又害怕她家人认出我,看不起我那又黑又矮,一副十足的小猪倌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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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便躲进附近的一块秫秫地里,远远地偷窥她。可惜她当时戴着草帽,我怎么也看不分明。一直等到太阳坠下西山,她取下草帽,我才看清她那一头乌光油亮的发,象是用严冬的夜色煮染的丝涤。只是她那用红头绳扎起的独辫于,较同龄女孩子的稍短一些随着她割谷时一上一下的均匀的动作,那辫子灵活地摆动着,将我的眼睛都摇花了。我彻底地放下心来。

        当晚我回家时,因未割够足数的牛草,加上婶婶问我原因,我又编得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便遭到一顿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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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解放那年,我又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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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以为,是叔叔婶婶开了恩。后来我才听讲,那全系思萍爸爸周旋的结果。他多次向叔叔提出,对儿子侄儿要同样看待:要上学,都应该上。他还托了村干部跟叔叔协商。叔叔是当先生的,讲情面,便答应下来。

      学校就在思萍家的后庄上。我们这一路学生,来回都打她那庄上穿过。唯有我,每日绕远道,还要过一条小河汊。

        一日放晚学,我正要从河汉里过,恰好迎到她摘绿豆回来撂了单。当她认出我来,象遇到强盗一样惊慌失措,走不敢走,站不敢站。不知为什么,我心中陡生一股调皮劲儿。想在她面前显示一下大丈夫的气概。我用调弄的口气道：

      “你认识我吗?”

    “你不要脸……”

      她骂着,瑟缩着向后错动交步。停了停,她又象忍辱让我敲一下竹杠似地说:“你要干什么?你说,别不要脸……”

        我的行为,让任何人评判,都会得出“不要脸”的结论。所以对于她的骂,我并不太计较。只是我“要干什么”呢?一时却编不好词儿。过一会儿,我想到每日上学时的饥饿,便说:

        “明早拿块馍馍,夹到你家后面榆树桠上!”

      我讲罢,闪开了路。她象遇赦般地匆匆逃去,对我提的要求未作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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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后,是一片莽莽树丛。第二天上学时,我从树丛爬过去,果然在榆树桠上发现那块馍馍,里头还夹了些咸菜。其后,朝朝如是,偶尔还是全细面的,里头夹着几块炒鸡蛋

        那时土改正在进行。叔叔不敢买粮放在家里。每日婶婶只做少量的馍馍,我是够不上吃的。思萍每日一次的“小补贴”,确实使我的辘辘饥肠得到极大的满足。

        有一次,我穿进树林,正抬眼寻那棵榆树,目光突然触到一张赤红色的方脸,原来撞上了思萍的爸爸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蹲在树下,仿佛特意来捉我这个贼”

        “你一不要害怕,”当我拾脚要逃走时,老人家笑着和气地说,“你天天吃不饱饭,总不是个事。我打算送几斗粮给你舅舅。你放罢学就到那儿去吃饭,也不远,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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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似作了贼被人当场抓住,即将拉出去游街示众,羞得无地自容,赶紧用力地摇着头,吐出一串不连贯的不”,拔腿跑开了。

几天后我才听到传说,思萍每日给我送馍的秘密,被她聪明的二嫂揭开了。她跟思萍开玩笑道:“点点大的丫头,就知道疼男人了!”思萍羞坏了,蒙头哭了两天两夜不起床。一家人轮番看守,生怕她寻了短见。她的爸爸既不主张女儿那么做,又很可怜我,才想出这么个我不曾接受的法子。

        4

      我常遭打骂,多半也因为个性太强。有次哥哥欺负了我,我掂了把镰刀,要砍死他,直沿着水塘追了他十几圈儿,好多人都拦不住我。为此,婶婶说我“心眼儿毒”,以后定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连累全家。她经常要求叔叔,提前为我成家,以便早日分出去另立门户。

      在我只有十五岁,思萍也只有十六岁的那年九月十六日,我俩便被双方的家长捏合在一块儿,按标准的旧仪式,拜了“花烛”。

      拜堂时候,我发现思萍足足比我高出一头。嫂嫂取笑我,喊我个“奶头齐”,意思是挖苦晚长的我,身高只能齐着新娘的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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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毕竟都是孩子,连叔叔和婶婶也担心,我俩处不好会打起架来。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床移到新房的隔壁如果发生事情,他们随时可赶过来调停。

        为了躲避闹新房的人,新婚第一夜我钻在草垛里睡了觉。

        第二天,嫂嫂告诉我,花婶子(她是比着她的孩子对思萍的称谓)坐着等我一夜,还哭了。到了更深人静时我狐疑着步入新房,问她:“昨晚你为啥哭了?”

        她笑了笑,说:“那年我骂过你,怕你生气了,不肯进房……”

        我向她说明了原委,她又笑了。我接着又问她嫌不嫌我个儿矮。她挑起低垂着的长睫毛,嗓了瞟我,说:“矮就长不高了?”

          我激动极了,象个小弟弟在姐姐面前撤娇一样,把两只胳膊围成个圆圈儿,一下套在她的雪白的脖颈上。她羞得赶快吹熄了灯,将我推开了……

          我与哥哥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激起思萍的极大愤慨,也使我俩在共同抗争中建立起真挚的感情。每当叔叔和婶婶恶声训斥我时,她就无声地立在一边,低垂着眼皮,长睫毛上结出一颗颗冰花似的泪珠,仿佛是个主动走过来的“陪斩者”。直到我过了关,她才离开。有时我都换成笑脸了,她那眼里还汪着泪。为此,叔叔、婶婶也不得不对我放客气点儿。

        这以后,我挨训、挨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想念点儿书。

        土改后,家里划为地主,不能再雇工剥削。叔叔作为中医调到了区医院。哥哥头年考取了县城中学。几十亩地的犁、耙、种全落在我的身上。叔叔碍着岳父和乡亲们的面子,每学期开学,不得不让我到校报名领书,可其后农活一样接一样出来,我就再无到校读书的机会了。每当我挎起书包想溜走,每当我忙里偷闲捧起书本,婶婶就唠叨不休,甚至恶声痛骂。

      有次,思萍告诉我,她想学会犁耙、撒种、赶车的活儿,让我多念点书。因为别的妇女都没有干过这些活儿我没有同意。但她仍尽力分去我的活儿,每日至少为我挤出一到两小时的自学时间。

        渐渐,我把她当成了保护人和生命的依存,永远离不开的亲姐姐。第二年夏天,她回娘家过了较长时间才回来,我觉着象飞去的魂魄又归附在身上。但是,我们向来自日不敢讲一句话,迎对面也不敢多看一眼。晚上,天气燥热,屋里根本不能睡人,她也随婶婶和嫂子席地睡在院子里。我够不上跟她亲热,便装出十足的封建卫道士的嘴脸,叫嚷道:“年轻轻的,睡在外边伸腿扯胳膊,象什么样子?不怕人笑话吗?”

她没跟我回嘴。嫂嫂却接上了火,说我是“北瓜、葫芦一起撸”,婶婶更是愤愤地骂道:“你菸种大个孩子,规矩倒不小。俺娘们睡一块儿,谁笑话?你想把人给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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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赌气道:“我就睡到屋里,看可能热死?”说罢,真的钻进蒸笼般的屋子。过不多会儿,思萍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借故道:“回去,别把人家给气死了!”

        当她回房摸到我浑身的汗水象雨泼一样,便伸指头刮我个鼻子,骂道:“你呀,真不要脸……”

    6

    入学后,我时时记住:思萍承受的是两人的劳动重担;而两人的理想和愿望,必须靠我的刻苦努力,来筑起一道道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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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初三时,我被评为“三好”学生,按规定可直接保送上本校高中。那时,“三好”奖状是由教导处直接寄给学生家长的。在填写家长姓名和住址时,我接到思萍的来信。大意说:以后不要再写信跟叔叔要钱了,因为叔叔,婶婶已跟我们正式分了家。还说,她的父亲上月去世,几个哥哥也都分开单过,以后指望亲戚也不行了。为此。我原先反对她学的那些农活,她不得不全部学会……

        尽管信的末尾对我作了许多勉励,但这个变化仍然象一场酷霜,在摧残着我鲜嫩的枝,单薄的叶。我知道,所谓的分家,实际是将思萍一人逐出家门,让她独自负担我的学习。我暗暗慨叹:人情,固然是淡薄的,但又何至于这般味寡如水……

        于是,我在“家长姓名”一栏,填上了“杨思萍”三个字。在填写“称谓”时,我颇费一番踌躇后,填上个“义姊”。

      思萍接到学校寄去的奖状和报喜信,自然喜不胜收不多久,便步行百余里赶来给我送钱、送衣。

        同学们正上课外活动。我把她带到寝室,打水为她洗脸。思萍解开包袱,取出青年式上装、西式裤和一件尖领、圆后的衬衫。我惊喜之余,又颜感诧异。

    几年来,我是个十足的乡巴佬。土布裤是无缝,大腰,象个口袋。本装褂,分不出内衣、外衣,一律对襟布卷扣。天渐凉时,一件件朝身上套,常把底弄成“两滴水”或者“三滴水”。这与城市学生的装束是格格不入的,常使我在人前产生难忍的捉襟见肘之慨。现在思萍送来的衣服,朴素而合时宜。我不禁问道:“做这么多衣常,你哪儿来的钱?”

      她噗哧一声笑了,红着脸道:“哪花什么钱了?布都是我出门子时,亲戚压箱送的”

      “那手工呢?光手工也要用不少钱!”我又急急地问。

      她笑得更欢了,反问我道:“你眼睁大点儿,看看这是用机器做的吗?”

        我低头仔细地看看那密密的、均匀的针眼缝儿,仍然挑不出任何破绽,又奇怪地说:“怎么不是?不用缝纫机,就是叫天上的仙女,手工也做不到这样好呀!”

        “看你,念了书光学会损人了!”她娇嗔地推我一掌,“就是俺一针一线缝的嘛。先前,俺光想给你做这样的,就是不敢下手裁。后来,俺一上集,就眼不眨地站到人家裁缝铺里看,连着看几回,心里有谱儿了。这其实也不是啥插花描朵的活儿,亏你才这么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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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萍叫我穿起来试试,我更急不可待。我穿好,站着,上下顾盼。思萍躬下腰,替我顿顿褂衿,又拽拽裤角,满意地说:“还合适!”

      “怕是稍长了点吧?”我说。

        思萍斜起眼梢瞟瞟我,似怒非怒地说:“你不是正长着身子的吗?到明年又该吵着闹着嫌短了!真是个难缠的鬼!”

      “嗨呀,我还要长多高呀?”我朝她眼前站站,比了比,反比她高出半头来了。

        “那怎么由得人呢?”她说,“男长二十三,女长猛一窜。你还早着吶!”

    我想起新婚夜里我俩有趣的对话,便说:“我那时只……”

      思萍会意,把手平端在胸口,比划着,接着话茬夸张地说:“那时你就这么高一点点,硬是草筐、柴担给压的。我真恨不能把你给拽长点儿……”

      谈到分家和以后的生活,我不禁愤愤然地说:“人都太绝情,分家光分出一双手、两张嘴,象什么话?”

        思萍向来能够衔悲忍泪,她宽厚地、毫无怨言地说：“讲那些干啥?亲爹、亲娘能该养活咱多大?有手抓着挠着吃,总饿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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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了家乡办起初级社的消息,说道:“现今生产上有人操心虑事。我净跟着干活,夜里还能纺线、织布,变几个活便钱供应你,比以前少难为多了。”

        她讲得那么自信,象一阵春风卷去了我心中郁结的愁云。于是,我象欣赏一帧名画,仔细地审视她。她比以前胖了些,新近剪了发,卡了枚玉白色蝴蝶形发卡。繁重的体力劳动,没能改变她的体态,那腰身还是细细亭亭,清秀、匀称。特别是那肤色,三伏骄阳也只能镀上一层红润,而不能使之发乌。

        我禁不住动情地说:“一路上太阳那么毒,也没能把你给晒黑。”

      “生就的穷命呗!”她害羞地垂下眼皮儿,又挖苦我道,“谁象你?生来该在城市,几个太阳一晒,就掉进黑染缸里去了。

        已经接触到不少文艺作品的我,忽然想实践一下新式恋爱。可我刚想朝她跟前凑去,便被她一把推开了：“下要脸!让你的同学看见了,看你还咋喊我个‘姐姐’?”

      7

      合作化的优越性,在我的家里体现出来了。思萍在社里拼命劳动,源源不绝供我以衣食。我又平安地在风细、柳斜的优雅环境里读了两年书。然而,事物发展难得尽如人愿,随着越来越高级的名堂不断出现于共和国的大地,农民的生命、财产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思萍对我的经济援助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为了筹措新学期的书费和学杂费,一连几个寒暑我不得不设法去做零工。或进砖场,或入林场修枝，有时还到河里拖排,掮竹木。加上后来集中力复迎高考,与思萍的见面机会更少了。

        好在不久就“跑步进入共产主又”，“吃饭不要钱”,我对她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思萍一次来信说,她被选入青年突击队,没日没夜在湖里“放卫星”,常常十数日不得回家。后来又来信告诉我,书记分派她进食堂做饭,更加拴人,几次想抽空来看我,都没有可能。但以后,我一连给她去信数封,她都查然不回我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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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下雪天,来县城开会的叔叔,到学校找到了我。他向我手里塞上几个钱,什么话也不肯说,就要回去。

        我送他出了校门,一再打听思萍的情况。他老泪纵横,叹息着向我致歉般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呀!也算我老糊涂了,那么早就分家……一个年轻女孩子,没个老人照应,到底不行呀!”说到这儿洒泪走了。

          我的心顿时冷如冰块,第二天便向老师请了假,冒雪摸回家去。

        我的另立门户的可怜的家啊,本来屋子是由院墙和厢房同叔叔住的堂屋连接在一起的,现在院墙和厢房都已倒塌,孑然成了一叶孤舟。

        灶上已经没有锅,炉里也没有了算条,据说都征去炼钢了。我瞅了瞅空空四壁,竟寻不出一片可充饥的芋干,更莫说能打手的圆粮。婶婶那边的境况也极惨。

        到吃饭的时候,思萍在食堂里还没有回来,只是请前去打饭的嫂嫂,给我捎来一罐黄汤似的稀饭,罐的底部有几块黑黑的鸡蛋黄大的沉淀物,算是我作炊事员的妻子所能给予我的“最惠待遇”了。

直到乌天黑地,思萍才从食堂回来。然而,她对我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只是淡淡地说:“你怕还没有吃饱吧?先等等,夜里还有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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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嘌了瞟无锅的灶,无算条的炉以及那空空的四壁真不明白她能变出什么来给我吃。思萍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常常问她十句,她答不了一个字。我生气地睡了。朦胧问,我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很轻,但节奏极快,象大风摇落一树的雨点。

        我轻声问思萍谁?谁半夜三更来敲门?”郁书记,”思萍惨然回答喊我去给他烧夜饭的。”

        我正要起身开门,思萍忽然大声向门外说:“你等等,俺家传立去开门了。”听语气,仿佛是在向那人作某种暗示。我骤然打了个寒颤。

        所谓的“郁书记”,原是后庄的郁秃子。土改那年讨论给他定成分时,一个工作队员说笑话道:“该给他定个流亡无产者。”那时我弄不懂这名词儿,误认为是“流氓无产者”。听讲,他近几年“以社为家”,成了暴发户,我想他的成分该从后边减去那“无产者”三字了。

        郁秃子拎着一大块熟羊肉进来了。另一只手里还握着个酒瓶子,里头的酒被摇得全是花。他先向我打了招呼马上又举起手中的东西,得胜似地向思萍说:“走,走走,快做去!今天你家传立回来了,正好陪我多干几杯!嗨嗨,你那酒量—算个×!”

        郁秃子先朝食堂那边去了。我紧张地问思萍:“这些人每天夜里都这样来喊你做饭?”

        思萍的身子颤栗一下:“也差不多……”说罢,头一低匆匆去了。

        为了进一步考查促使思萍变化的条件和环境,我远远跟着她,朝食堂那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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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盖在村东头的空地上,显得孤零零的,加上村周围的树木全都砍去,它在茫茫夜色里就更象个孤岛了。如果在这里发生意外,呼救也没人能应。我走进食堂的时候,思萍尚未做好饭。我又仔细地观察食堂的内部:前边门面三间,架两口大锅,这是应付全村人喝稀饭的。从二道门穿过,是一小院,左有小厨房,右有极高的院墙。

      从小院出来,我遇见了郁秃子。他将我带进后屋。这儿有明、暗两间,明间是保管室,堆了点发霉的芋干片;暗间里扔的遍地是酒瓶和各种动物的骨骼,狼藉不堪。唯有一张床是完好的,零乱地堆放着花花绿绿的铺盖“谁在这里住?”我问。

        “我,经常就我自己。”郁秃子道。

      “你怎么不回家住?你家也不算远呀!”

      “嘿嘿,离不开呀!”郁秃子大言不惭地说,“你没看到报纸吗?“书记进食堂,饭甜菜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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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须再多看,多问了。罪恶,随时都可能在这儿发生。即使是贞妇烈女,夜夜来到这里,怕也难逃鬼蜮的魔掌。

        我悄悄溜回家,转到后头叩开嫂嫂和婶婶的房门,想询问个端底。但她俩面面相觑,什么也不敢讲。我打了声招呼,没等天亮就匆匆踏上回校的路。雪,还在飘落,纷纷扬扬,象暮春里的飞絮,我暗暗咒骂:“女人,水性杨花……”

      8

      饥饿和浮肿,是一对栾生的幽灵。它们从农村走到城市,共和国的大学校园里,同样任其游荡,长驱直入。我们战胜它们,是有阶段性的:开头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            把“饿”批判为对现实不满,而“肿”,当然只能呼之为“胖”了;其后的方式是叫“劳逸结合”,大学生可随便不上课,不起床。

        我读到大学三年级,随着肚子渐饱,一度进入冬眠期似的头脑,忽然活泼得象雨后春笋了。我强烈地想到我的家,我的失去了的爱情。那结了疤的心灵创伤,又似感染上新的病毒,剧烈地疼痛起来。我横下一条心,立即请假回去,跟那“小贱人”离婚。

      杨花飘飘,胜似当年离家时满天纷飞的雪花。

        乡村也象从一场噩梦中苏醒了过来:门前屋后,已有绿光浮动,夹杂几朵颇有生气的野花,似惺忪的睡眼;烧饭时候,各家也居然有缕缕的炊烟冒出,偶尔还发出锅铲磨砺铁锅的声音,较当年好多了。

        思萍回娘家去了。乡亲们也不象当年那样太阳不落就关门闭户,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过来问长问短。虽有几位永远见不到了,但能看到的,脸上还有笑容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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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我是专门回来离婚的,他们都纷纷指责我忘恩负义,有的甚至半真半假地批评我想当“陈士美”,看来都没忘记我那慈祥、敦厚的岳父和数年以前的那个思萍。但当我严正指出妻子的不贞时,他们又都不胜唏嘘,对我寄予深深的同情。几位年纪大的长辈,还反复慨叹我的命苦。只是我一提出那姓郁的,他们马上噤若寒蝉,似患谈“郁”色变之症。

        思萍早已得悉我回来的消息,却故意拖到很晚才回来。她仍然没什么话跟我说,始终低垂着眼皮,甚至特意将头发扯下半边,遮盖住无限窘迫的颜面。

      入夜,我们相对无言。孤灯下,怦怦地响着两颗心跳动的声音,象古时候单调的更漏。鸡叫头遍了,思萍忽然问我:“你……该已经谈好了吧?”

      我陡然想出个顺水推舟的主意。

      尽管思萍与郁秃子的关系那么明显,但我毕竟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肯,更不敢为我出庭作证。若以此为理由,反会授人以柄,落下个“诬告罪”,甚至“反党罪”。不如冷冷她的心,求得个“和平解决”。我于是回答:也算谈好了。”

        “有她的照片吗?让我看看……”

          这实在过于突然了。临来的前夕,学院附属卫校的一个女孩子,因不知我家中有那么个妻子,向我写了封带追求意味的信,信中夹有二寸站像一张,颇具风采。虽然她还算不得同我“谈”了,但为了投石问路,我也不惜暂时委屈其倩影了。

          一般说,女人对于这种替身者,包括其照片,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将照片交给她后,时时担心她给一把撕碎,叫我回去不好交账。但思萍并无此举。她将照片恭敬地捧在掌心,看得专注、认真,如同亲姐姐在为其弟弟当参谋选择佳偶一样。

          良久,她将照片小心翼翼地奉还给我,戚然地,但又很诚恳地说“人长得满俊的,眼睛很有神,身个儿也称、秀气。怕要比你小几岁吧?”

        我“嗯”了声,点点头。

        她又不厌其详地问了这女孩子的住址、姓名以及在哪儿上学等。我即兴胡编一通,扯了个滴水不漏。最后她说:“这样好,以后你们能分到一块儿。早晚好照顾。都是有文化的,话也能讲到一块儿。你这辈子吃那么多苦也算罢了。只是你对她的品德,还要多了解,毕业早哩不必那么急。你那心也不能再让人……伤了……”说到这里,思萍的话语蓦地噎住了。

        我心里骤然卷起巨澜,任何钢铁的闸门也关锁不住。仿佛从前送衣的那个思萍又坐在我的对面。她不是什么水性之物,而是一付冰清玉洁的品格。我上前扯过她的手哀求般地说:“思萍,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快都跟我坦白讲了吧!讲清楚了,咱们还是好夫妻,象以前那样”

        她慢慢将手挣脱开,挑了挑长睫毛,凄恻地说:“我再不值得你喜欢了,什么也不会告诉你。反正我变坏了，明天就跟你去离。以前的那点情分,都是因为我父亲…等你毕业后,能到他的坟前烧张纸,就算你对得起他,也对得起我了……”她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有几回抽噎得要憋死过去。

        待她喘息均匀,我又要求道:“你一定要讲,讲出来我就去告那个坏种！”

      “你疯了吗?”她忠告道,“你一个大学生,在人家手里不如一根草,弄不好就会捏你个罪名,送你去坐班房。你熬出头不容易,不要为了我啥都不顾。这样不值得呵!”

      “不行,坐班房我也要告,我跟他不能拉倒!”

          “你告谁?你有什么证据?”她幡然作出了毫不认账的样子,又警告般地说,“别忘了,你家是地主,人家正想捏你的错呐!”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看来再没法儿挽回了,我又愤慨起来我躺到床上,刚打了个鸡睁眼,思萍已将早饭烧好。我们草草吃了点饭,便一个人也没惊动,到区里以“父母包办,感情不和”为理由办了离婚手续。

      回到家里,思萍给我洗补了衣服,给足了返校的路费,又给做了一锅葱油卷,打发我上路。当时,全庄人包括我的婶婶和嫂嫂,也不知我此一去,已与思萍结束了十年夫妻……

      9

    落红无数,黯然涂满校园。

    我与思萍离婚的消息,终于伴着瓣瓣落花、点点飞絮传播开了。家乡人给我寄来许多信,有指责我的,有埋怨她的,还有对于我们两人都寄予深深同情并报告了新的不幸消息的。我从这些来信中,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

    早先思萍参加的所谓“青年突击队”,原来不过是埋葬农村青年的火坑。许多女青年都因吃不住煎逼,先后失身于郁禿子。但他终未能对思萍下得手,所以才又生法将她调进食堂。

  上中学后,我一直按叔叔家的成分来填履历表的。当人的出身被当成评判人种优劣的标准时,我感到委屈,便写信给地方的党组织,询问我的出身成分应当怎样填写?这封信落到了郁秃子手里。他当众宣布我是“搞翻案”,“搞政治投机”,扬言要写信到学校里检举我。为此,思萍几次向他哀告,求他高抬贵手。谁曾想到,这就是郁秃子选定的突破口。

        当思萍到食堂为郁禿子做第一顿夜饭时,他便强行将她糟蹋了。思萍要去控告他,他便摊开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检举信”威胁说:“你敢告我,我就把这封信寄到学校,要求开除你家传立……”思萍踌躇了。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有其一,便有其二。渐渐,思萍彻底成了郁秃子手下的牺牲品,再没什么力量挣扎了……

      我们离婚不久,思萍怀的私生子愈来愈明显,再无颜面出门,于是匆匆选择了四歪子结了婚。

      我是了解四歪子的。他住我们前庄,因讲话时嘴巴微微歪着,又系排行老四,故得此雅号。他身体极差,没什么力气做农活,又有个瞎眼老娘,弄得日子异常困顿多次想说房媳妇都未成功。算来他的年龄也要比思萍大不少。思萍倘不是坏了名声,何至于如此呢?然而,此刻的我,徒为慨叹而已。

      杨花落尽,雪花又飘。

      又匆匆十余年过去,已经成为大学教师兼附属医院大夫的我,重新成了家,又连生二子。可是我一直没能补还思萍的情分;屡次想到她父亲的坟前化点纸钱,但也终于鼓不起勇气。

      一九七六年冬季的一天,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家小二子还没有回来。听我爱人说,他上午要一角钱,到街上炸米花去了。天气寒冷,街上车辆又多,我愈想愈不能放心,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去寻找。

        我连穿过几条街,终于在古城墙的断壁间,发现了一条排得很长的炸米花队伍。我家小二子也排在其中,冒着寒风和细细的霰雪。我真感到有些儿心疼。

      我正想上前招呼孩子,抬眼看到了米花机后边站着的思萍。谁能相信,她今日触到我眼中的,竟然是一头灰白散乱的发,和一脸密密深深的皱纹。那本来显得很美的尖尖圆圆的下巴（原文：须）,现在由于人瘦、脸长,竟变得像个刀削的木楔,拄在胸部的上端。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她穿了件蓝布破棉袄,肩膀上补了块红花布补钉。我从这补钉的花纹上,认出它出自我们当年结婚时的被面。她曾用它包着为我特做的葱油卷,打发我上路投考初中……

        早些时,从故乡传来的消息说,思萍重新结婚后,那私生子因小产死去。后来,她连着生下四个孩子。四歪子的身体也更差了,时常咳血,几乎每年都要住院月余。由于家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也交替着生病,尤其夏秋间,伤寒、痢疾、病毒性感冒等多种常见病,持续不断,几乎将她逼上生活的绝境。

        尽管这样,我在心里仍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位苍者的形若枯槁的女人,就是思萍!

思萍见我向她迎了过去,想躲闪开,但已来不及了只偏转过去,让北风扯下她一散乱的发,遮盖住满面窘态我立在她眼前,踌踏再三,才问道:“你来市里…有事吗?”

        “找孩子……”她头没抬,眼没抬,压低了声音回答。

      十五年的天各一方,竟都因“找孩子”,相会于古城墙的侧畔,除非是造化有意地捉弄人,还能作何解释呢?

      这时候,小二子发现了我,高声地喊着爸爸。我吩咐他赶快回家他摇摇头,表示一定要等着炸好。

        思萍嘌了瞟我的孩子，问问道“这个……是老几?”

      “老二,也是老小。”我回答。

      “他们的学习……都还好吧?”她又问。

      我点点头,回答:“还算可以。”

      我接着询问她家乡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她开始不肯讲,问到后来,才勉强回答我道:“还不是跟以前一样?    ，          搞“大呼隆’,什么都捏在几个人的手里,减产要挨饿增产了,肚里也只能多填几片山芋干。反正,人都习惯了,也觉不着苦了……”

      小二子炸好了米花。炸米花人正要从他手里接钱,思萍忽然大声喝斥道:“大宝,看你这孩子多不懂事!不论谁的钱都能收吗?这份不能要……”

    我这才发现,那炸米花的原来也是个孩子,约摸十四、五岁,很瘦,伸出抓风箱把的手,像只瘦骨嶙峋的鸡爪。

      “这孩子……是你家的?”我抑制住猛烈的心跳,颤着声问。

        她点点头,说:“他爸没钱住院,打发孩子出来做这么点小买卖。郁秃子还说是‘走资本主义’,下令倒扒俺五百多分。我再不出来把孩子找回去,全家一年的血汗就叫人家给扒光了。”

        当我发现自己在掉泪,胸前早已湿过一大片,我忽然意识到该是偿还心债的时候了,但摸摸衣袋,竟是空的。

        我慨叹我自己,已做了大学的老师和大医院的大夫,为什么也那么穷困、潦例?

      我诚恳地邀请她娘儿俩去我家住一天,并许着筹措几个钱,为她的丈夫治病。她怎么也不肯同意,还说:“你们的工资也不高,住在市里,一桶凉水也得花钱买,哪儿会宽裕?俺在乡下,怎么都活得下去,你不必多操心。”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当她的孩子炸完最后一份米花,娘儿俩便一起动手收拾东西,准备去赶汽车。小二子在催我带他回家,手里还捏着那省下来的一角钱。我惭愧至极,真想再听思萍骂我一声“不要脸”。但是,她走了……

        10

        谁又能够想到,两年之后,我与思萍会再次在这座城市里相见。谁又能够想到,她这次的到来,竟是作为我的病人,住进我工作的医院。

        学院距附院并不算远,为了节省时间,我还是骑了车。一路上,杨花扑面,轻软,润滑,洁白,顷刻拂满我一头一脸。

        刚跨进附院的大门,迎面碰上思萍的娘家二嫂。原来催促小曹给我打电话的就是她。

        乡下女人不喜欢直呼其名,凡能拐弯抹角续上点亲戚的,都一概按亲戚的关系来选定称呼。“他大姑父…她沿袭旧有关系,比着她的孩子称呼我道,“这下可好了。俺一个下人到大医院,两眼一抹黑,问不完的事挨不完的白嗓子,小病也能给耽误大。无意中打听你还真的打听到了。俺刚才还说,该着他大姑的命大,偏巧住上您的医院……”

    从她絮絮叨叨的谈话中,我得知思萍并不是什么病而是伤,是被人打伤的。

    本月二十七日上午,思萍随一群盼吃饱饭的群众,汇集到大队办公室门前,要求按党的政策,取消大呼隆,划分生产责任组。郁秃子却宣布为“资本主义势力围攻党”还煽动几个吃浮食吃甜嘴的人,到人群中胡闹。于是发生了一场群众殴斗事件。而最先受伤扑地的,竟是可怜的思萍……

        我迅速赶到了病房思萍的头部创口,经手术缝合,已不再继续流血。只是较严重的脑震荡,使她仍处于昏迷状态。我当即找出她的病历,详细地看了,发现医生采取的措施还是得力的无须再作什么纠正。我安慰二嫂(恕我也沿袭旧称)道:“就照这样医治,会好的,你放心吧！”

      “那就谢天谢地了!”二嫂祷告般地说。她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感喟地说：“啥都是天定的，早先，他大姑做梦都巴望着你能有这么一天,什么样的苦都肯吃，可现今你熬出来了,她偏偏没那个命跟你过几年舒心的日子。”

          我想回答她:并不是什么“命”,而是因为人,因为有那么一批在党纪、国法之外,另树一面自己的杏黄旗的人在作祟。我想好的话还没出口,偏巧我的爱人小曹捧着注射器为思萍打针来了。二嫂干恩万谢地说:“刚才,真多亏这位大姐,给你打了电话,要不,我瞎摸三天三夜怕也找不到你。”

        看来小曹已知内情,笑了笑道:“也亏你问得巧呀！问到我一家人,还能不替你找?”

几天之后,思萍苏醒过来了。我去看她时,赶上小曹为她注射罢刚刚离去。她嘌瞟小曹的背影说:“还像……”

      说罢脸上荡起幸福的微笑,全无半点儿妒意,就像一位好心的姐姐认出了她的弟媳,停了停,她又道:“经过这场闹,总算把劳动组分好了。庄稼人的命,只要不再捏在几个人的手里,吃喝总是不愁的。去年俺小园地里就收了不少花生,我叫二嫂等几天回去,带些来,留你炒给孩子们吃。在乡下是不稀罕的。”

      我实在寻不出恰当的话来回答她,只是两眼痴愣愣地瞟着窗外。

        窗外杨花仍在瓢落,轻轻飏飏,或浮上九霄,或坠入尘埃……

祝兴义简介：

祝兴义原著《杨花似雪》

祝兴义（1938～1993），安徽怀远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参加工作，历任怀远县文工团演员、创作员，怀远第一中学教师，怀远县文化局创作组长，《清明》及《安徽文学》编辑、编辑部主任，安徽省文联专业创作员。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红烛》，短篇小说《为了明天》。话剧剧本《差别》获1979年安徽省文艺调演创作奖，《抱玉岩》获1978年短篇小说全国优秀奖。

家庭背景：

出生刚满月，父亲出走，后母亲改嫁，他依靠教私垫兼行医的伯父生活。

求学历程：

因勤奋好学，以优秀成绩考取怀远县第一中学。1958年读高中时，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地、县级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小说和剧本。同年11月考进怀远县文工团，任编剧。其处女作——歌舞剧《水稻姑娘到淮北》，参加了全省会演。

1959年，祝兴义考取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后，回怀远一中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教学不正常，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一篮红土》、《卖猪》等小剧本。1974年调怀远县文教局从事创作。1979年创作的话剧《差别》，参加全省戏剧会演，获剧本二等奖。197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淮上红领巾》。粉碎“四人帮”后，在1977年第十期的《安徽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榴火》，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1978年后，祝兴义专事小说创作。短篇小说《抱玉岩》在<安徽文学》发表后，于同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创作的《杨花似雪》在《安徽文学》发表，并被《小说选刊》转载，获安徽文学奖一等奖，后被翻译成法文。198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母亲》在《北京文学》发表，先后有刘梦溪、刘锡成、曾镇南等作家撰文给予好评。1979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调入安徽省文联《清明》杂志社任编辑，后任《安徽文学》编辑部主任。1981年后，在沈阳大型刊物《春风》上连续发表《儿子长大以后》、《兼葭苍苍）、《文笔峰》等3部中篇小说。其中，《儿子长大以后》获“春风”优秀小说一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在《银幕剧作》发表。后又被改编成为八场现代沪剧，在《上海艺术家》第四期发表。《蒹葭苍苍》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文笔峰》被改编成电视剧，作为献给教师节的礼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84年，祝兴义因患肝病住院。在治病的8年中，又先后发表《名医子孙》、《西乡妹子》、<芳菲世界》、《荒戏人生》、《刘青其人其事》等中短篇小说。其中，《西乡妹子》获“清明”文学奖二等奖。《刘青其人其事》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另发表《花》、《人分男女》、《小箱哑语》等20多篇小小说。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杨花似雪》、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中篇单行本<兼葭苍苍》、农村题材小说集《只因河那边一段风流》等，分别由四川、福建等地出版社出版。

1993年，祝兴义任安徽省第七届政协委员，2月24日在省政协开会时因肝病复发住院急救，终因医治无效而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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