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第一眼看过去，好似太平天国兴亡史，细读后才知，这是一本着重写晚清军政历史的书，其中尤以曾国藩所占篇幅最多，换言之，它也可以被称作《曾国藩传》。
写历史的书，我极喜爱《明朝那些事儿》，轻松幽默的笔触间，嬉笑怒骂生动呈现。因此书，我对明史由不懂到完整了解，再到因感兴趣又去探索相关的史料，探索的热情无限延伸。可见，一种吸引人的呈现方式对于内容的表现是多么重要。
与《明朝那些事儿》不同，《战天京》的呈现多了一点严肃感，但却并不沉闷。“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以史学与文学的笔法，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
全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做基础，任何事件、任何情形，都有标明出处的史料作支撑，如此强大的资料搜集，无不彰显作者的学术功底。在体例上，本书并非属于某一种确定的文体，正史叙述有之，历史演义有之，史事评论有之，历史小说亦有之，“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这种无法定论的体例，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以及一种任意想象的空间。这，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留白来细细体味，这是妙处之一。
而最令人钦佩之处在于：通读全书，很难发现作者的主观情绪。写历史，能抑制住个人对人物的喜好，而不偏不倚记述，并非易事。司马迁尚毫不吝啬对诸多历史人物的赞赏，遑论其他。
而本书作者谭伯牛在叙史时，不流露主观态度，只是一应将所关联的资料列出，尽最大可能以多方位的史料展现人物特质，不评论不妄言，只是略微在史料基础上加以解读，其余空间，全留给读者。正是如此，却能让读者细细品咂某些事件所透露出的个中微妙滋味。每当读到此类情节，忍不住赞叹一声：“妙！”
比如，在曾国藩公然拒绝咸丰帝的调派命令之时，咸丰帝如此回信：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汝诸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一篇奏折原文，几个连续的问句，将一个气愤的咸丰跃然纸上，而最后一句，则显示出咸丰的有趣来：你有才有厉害你不是一般人，那你既然说出来，干给我看吧！读到此句，那个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皇帝好似变得接地气，玩味十足。最后一句“办与朕看”，浓重的口气之下饱含多少期待，实是非原文所不能表！真是妙！连作者都说，这是一封“极富攻击性与调侃性”的批答。
又如，慈安在教训咸丰临时宠幸的一名宫女时，咸丰急急赶去，怕慈安闻信先斩后奏，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接下来，他“潜步入”。这三字是作者原封引用史料而来。区区三字，当时的情形，咸丰的害怕，小心和谨慎，一下子跳脱出来，那种可爱气质，与咸丰的皇帝身份形成强烈反差，这反差之下的生动，难以言表！
此两处，以及诸多类似情节，作者在呈现时，无任何戏说成分，只是引用史料原文，任由读者依据史料想象当时场景。这种方式，与其他史书迥然不同，却给读者一种别样感受：微妙、回味。就像在细细享用一桌螃蟹宴，并非容易品到，却摄人味蕾，且回味悠长。
或许，正是如此的呈现方式，各类人物的命运被全然呈现，没有对英雄的歌颂，没有对败者的批判，如此真实的记录，反而成全了其“同情之理解”的鲜明态度。正是多方位的史料，我们看到：伟人曾国藩也有愤青之时，历史罪人慈禧也有无奈之处，好与坏本就相对而言，真实的历史绝非以好坏评断那么简单。
如此记录方式，让我想起另一位作家：吴晓波。吴晓波是财经作家，所写内容大部分关乎经济、金融、商业类，此类内容，最怕流于冰冷和枯燥。然而，在读过吴晓波的《大败局》之后，我发现，作者不仅能中正记述每一个企业的兴衰，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并且还为通篇书籍赋予了深深的情怀。他把一个个暗淡的商业失败案例，用富有情怀的笔写出，对一些逆时代趋势而消失的企业，满怀尊敬和惋惜。很多失败案例，虽然是失败，却为行业带来了新启发，给了后来的创业者新的方向，以及莫大的勇气。那些失败背后，是悲壮，是苍凉，却也是希望。在吴晓波的笔下，那些商业沉浮一点也不冰冷，那些失败一点也不苍白，变得富有颜色，我以为，可同媲美谭伯牛此书“同情之理解”的风格所在。
读史使人明智，智从何来？来自于见微知著的真实细节中，来自于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中，在此之外，还能感受到文字之外的情怀、韵味，那无疑更好。而《战天京》，恰恰满足了这所有要求，它是一部优秀的凝练的真诚的叙史书籍，每每读之，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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