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广银
首发| 中国养老人才联盟（ID gh_074a7e7622e8）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上指出，全世界大概有100万老人死于自杀，其中有1/3来自于中国。截止到2012年，我国的空巢老人数量达到9千多万，这些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抑郁、失落等问题。
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
北平社会调查所负责人甘博先生，在他的《北平社会调查》中认为，中国早年对于老人自杀缺乏统计，实际数据要比这个严重的多。因为我国从1987年才开始对外公布一些有限的自杀数据，从这些数据当中发现1991~2000年，还有2002~2009年，这些老人的自杀率不但和地域相关，还和年龄正相关，年龄越高，自杀率也越高。
老年人自杀不是简单的家庭矛盾，而是和整个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在两千多年历史当中，逐渐形成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百姓逐步形成的一些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以及农村社会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构成了许多阶层，乃至中国社会的根基。
这种从周朝以来，逐渐形成以土地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绝大部分人依靠土地生活，人们依靠老一辈传承农田耕作经验，同时从上一辈手中继承土地，因此形成了依老，尊老的传统。
李鸿章在清朝危难之际，提出中国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农耕文明遭到海洋文明的强烈冲击。进入近现代，土地的产出越来越低，人们不再依赖土地进行生活。工业化收入的巨大落差，也加剧了互相之间的竞争，比如耐用消费品、人情消费、孩子教育、子女婚姻等。
人们只有在生活消费上不但转型升级，才能获得竞争的优势地位，而过去农民只有土地，如果想在村庄当中获得他人承认与认可，就需要从土地以外获得相应的收入。
那些家庭资源薄弱，劳动力少，或者说调动不了家庭资源的老人，在竞争当中逐渐失去有利地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感觉自己没用了。当这些老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落差，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老了，没用了，该死
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贺雪峰来到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S村三组当中近20年有10多例自杀现象。据村民反映，村里所有的老人过世都是非正常死亡，其中比例最高的是自杀，按照贺雪峰估计，村民当中有一半老人是自杀身亡，即使这样的数据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比如在调查当中发现，S村当中有个徐姓老人，他之前认为那些上吊自杀的都是傻子，现在看那些自杀的老人都是明白人。无钱治病，不但遭受病痛折磨，而且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在调查当中，重复最多的就是：“老了，没用了，该死”，他们自身感觉没有任何社会价值，从而走向轻生的念头。
贺雪峰
在之前的“乡土社会”当中，“乡土”不仅仅是百姓生产、生活的载体，也是精神的归属，他们在这个“乡土社会”当中获得身份的认同，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安放自己的灵魂。
这种“乡土中国”中的熟人社会，也造成百姓之间信息透明，在不得不暴露自己所有信息的同时，还不得不接受他人的信息，所以也造成了这种比较与竞争更加激烈。谁家买了一辆车，谁家在城里买了套房等等信息，第一时间都会传递到村庄的各角落。
对于那些相对落后的家庭来说，他们无法回避这种比较与竞争，这无疑加剧了“乡土社会”的残酷性。而且具有亲缘关系的横向竞争，要比邻居之间的比较，更加残酷，也更加凶猛。
而现阶段，家庭当中获取财富的手段无疑和劳动力挂钩的，劳动力人口多少，直接决定了这个家庭所获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家庭劳动力分为壮劳动力、半劳动力，还有缺陷劳动力。通常壮劳动力是指18至45岁，半劳动力是指60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在家中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有缺陷劳动力是指生病，或者身体残疾的劳动力。
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缺乏劳动力或者半劳动力，那么这个家庭将难以支撑在“乡土社会”当中的竞争。而且新一代的劳动力不再仅凭借劳体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技术、技能，还有脑子的灵活程度，把握机会能力等。
现代社会诸多因素造成了，老人在家庭当中支配地位逐渐下降，年轻的夫妇负责农活和副业，年轻男子在农闲时在附近务工，而老人则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等辅助性工作。
90年代以后，务工收入明显要高于务农收入，务工这份收入的占比要高达60%~80%。如果这个家庭当中没有足够劳动力外出务工，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将大幅降低。
2000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务农与务工的收入差距更加拉大，年轻夫妇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也更高。而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手段的中老年人，则逐渐沦为家庭的“附庸”。
家庭地位的不断下降，让老人的焦虑不断放大，如果整个家庭再因为老人疾病而遭受损失，那么无疑会加大老人的心理压力。这也是“S村”当中，众多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贺雪峰说：“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
很多老人在给孩子盖完房子，娶上媳妇，完成了人生任务之后，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感情上，他们都不愿意选择“苟活于世”。
很多老人选择不在家中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或者河沟子等隐蔽场所。还有些老人与子女争吵之后，不会立即选择自杀，而是为子女避开“闲言碎语”之后，再选择自杀。如果是老人夫妻相约自杀，还会避开同一时间，以免给家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未来如何应对老人自杀问题
我国是一个老龄化人口大国，截止到201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巴西、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人口数量总和，高达2.22亿人，如果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口群体，能排在世界前五位。到2027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4%，老年人口超3亿，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同时中国空巢老人的比例也在大幅上升，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当中空巢比例高达69.79%。这些空巢老人常年患病比例高达80%以上，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项技能在不断退化，再加上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无疑都加剧了老人自杀的风险。
应对这种现状，我国提出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除了经济与医疗方面的照护，我们还看重精神方面的照护。
老人自杀不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也会出现类似于中国这种，环境不适应，身份落差所产生自杀现象。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医疗、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可能依然无法改变老人因为身份认同问题，所产生的自杀现象。
但是通过日本观察发现，如果那些老人能够进入养老机构，介入心理关怀，自杀现象将有效缓解。比如日本埼玉县的一份关于全县自杀状况的报告（2009年—2015年）中可以看出，就自杀的地点的占比来看，在养老机构的自杀率不是特别高的。自杀地点数据如下：自家为62.2%，高楼8.6%，交通工具6.0%，河川湖海3.0%，山脉0.7%，其他19.5%。
日本老人的费用支出，约1/3费用主要集中在对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美国整个占比也高达60%。在发达国家，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与时间，提高老人健康水平的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人逐渐摆脱“尊严与负担”的陷阱，更多的采用“临终关怀”（hospicecare)，通过身体与心灵的疗护来减轻疼痛，舒缓压力，提升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而且临终关怀更加注重对心理与精神的全方位疗护，让老人安心，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而不是选择自杀的方式，匆匆了结。
中国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起步非常晚，1987年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最早开展临终关怀，主要还是集中在医护方面，很少有心理上的介护。1993年上海临汾街道开始提供临终的心理护理，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在全中国开展宁养项目，除了聚焦医疗照护以外，同时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2015年青岛市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的意见》，其中重点关注了老人生命质量与尊严的问题，这是全国第一个有关临终关怀的专门政府文件，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虽然近些年，我们逐渐关注到老人自杀问题，但是临终关怀还涉及到医疗体系问题，所以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操作性也不够强。这些意见与建议还未形成完整的，独立性的，与财政、人力等关联的可执行政策。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内部交流数据表明，我国临终关怀的社会实际覆盖率仅为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覆盖率均在80%以上。
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全国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共2342家，其中三级医院259家，二级医院469家，一级医院469家，其他医疗机构1145家。这些医院的还主要集中在医疗护理方面，对于精神慰藉等还处于完全空白的阶段。
老人的精神慰藉不同于日常的生活照料服务，它需要更多的心理知识，社会常识，甚至宗教方面的知识与技巧。西方的宗教哲学，将死亡看做生命的精神升华，认为死亡只是生命的一种再生。
我们东方文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公开场合忌讳谈论生死，因而造成了我们对于死亡有着神秘感。对死亡的避讳，放大了人们的焦虑，也加大了迷信的传播。
在贺雪峰调查报告当中，G村的一个老年妇女，对自己的儿媳妇非常不满，她相信死了之后变成厉鬼，能够将自己的儿媳妇搞死。同时这种缺乏对宗教的信仰，也让他们不必考虑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也缺乏对生命的基本敬畏。所以在选择自杀的时候，更加自然，也更加冷酷。
宗教对临终关怀的意义
佛教经籍当中，除了探讨宇宙奥秘之外，还有很多临终照护的内容，比如在《佛说无常经》当中，专门指导人们如何面对死亡，这本经书核心思想就是让老人建立正确的生死观，不再对死亡抱有恐惧，给老人一个安乐的心灵环境。
穆斯林也有临终关怀的相关内容，在《古兰经》当中，病人可以谈论病痛，但是不能有任何的怨念，否则就是违禁。死亡是一次离别，最后回归到真主那里，让信徒们坦然接受死亡的来临。
张肇松
台湾高雄医学大学附院血液肿瘤内科主治医师张肇松谈到基督教对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时认为，基督教将“灵”与“体”分开，并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的一个载体，死后灵魂的净化与升级才是生命的意义。当然医院与机构不能强迫宗教的灌输，必须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以及信仰与否的自由。
我们之前认为人的身体衰老之后，临终关怀就是假装在修复老人的身体，此时医生会用各种手段，让老人活下来。其实老人更想要的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让自己感觉有价值，而不是冰冷的医疗器械。
同时美国也在探索临终老人家属心灵慰藉活动，不仅是老人，其实周围的家属也会承受老人离去的心理压力。比如上海·醒来死亡体验馆，学习美国用宗教审判的模式，让你在亲人痛苦与离去之间做选择，还会让自己体验写遗书，做追悼会等活动，人们对死亡课的学习，除了减轻恐惧，也能人们够拥有更加正确的生死观。
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临终关怀会构建更加完善的服务体系，不仅能获得政策、制度上的支持，同时也会得到全社会重视与关注，让老人在最后阶段更加有尊严，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人文关怀的服务。
参考文献：
贺雪峰 《老无所依在中国——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中的养老问题》
童玉英《 从农村家庭变迁看农村老人自杀现象》
谢琼、叶钓齐《台湾地区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及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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