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8

10月7日

明月何曾是两乡

——读《拉贝日记》有感

2024年8月，我来到了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前是约翰.拉贝先生的雕像。先生面带微笑，目光平视前方，他的背后是曾经庇护了几十万人的安全区。

我抬头仰望先生。脑子里闪过先生在在他身后小院这里写下的《拉贝日记》，也闪过千千万万在苦难中被他保护的中国人的面孔，我向着他的雕像，深深鞠了一躬。先生，您的情谊山高水长，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11月2日，约翰拉贝以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分公司总代表的身份，入住于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别墅。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馆向所有驻外人员下达了最后通牒，日军将于9月21日对南京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西门子总部和德国大使都劝拉贝早点离开南京，公司表示，拉贝可以随时坐飞机返回故乡。送走了妻子和孩子，拉贝却不顾上司的提醒和日军的警告，选择留下。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拉贝带领着自己的中国佣人和职员在自家别墅的院子里建了一个防空洞，还在院子里撑起一块长6米宽3米的纳粹旗帜，以提醒日军的飞机不要轰炸这里。拉贝规定，让女人和孩子占用防空洞中间最安全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孟子说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认为，士人穷困之时，不能失去“义”，显达之时，不能离开“道”，身处厄境，也要保持独立的品性，绝不随波逐流，身居要职，就推行仁道，普济天下。不知道拉贝先生知不知道孟子这句话，但他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一个这句话。一个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肩负的使命也越大。拉贝先生把拯救更多的战乱中的中国老百姓当成了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甘冒生命危险也要伸出援手。这样一个胸怀天下，胸怀万民的人，比熊猫还珍贵。

空袭结束后，拉贝立刻出门查看全城。原本繁华的南京城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9月24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

阳光是空袭的指挥棒，晴天是灾难的引诱剂。我无法想象，受苦受难的南京人民，该有怎样的期待？生命之舟潜行在黑暗中，而拉贝，是黑暗隧道里，唯一的火把。

很快，这个火把越来越亮了。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陆续撤离南京，各国的大使们也开始着手准备撤离。受上海南市难民区成功救助难民的启发，留下的20个外国人决定成立国际委员会，建立一个安全区，供平民躲避战乱。因为德国与日本是同盟关系，所以具有纳粹党背景的拉贝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主席。最终敲定以拉贝的住宅、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等机构为中心，划出累计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设立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预计接受20万难民。为了让难民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拉贝四处奔波宣传，希望人们可以为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提供一些帮助。

拉贝给日本大使发电报，请求日本政府同意设立安全区，并保证安全区内平民的安全。日本当局迟迟没给答复。于是，拉贝又给元首发电报，希望由德国出面给日本方面施压。希特勒既不想失去远东地区，也不想破坏与日本的同盟关系，采取中立态度。

不久，日本当局给出回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在别人看来是“断然拒绝”，拉贝却从最后一句中看到了些许希望。安全区如期设立，预计容纳20万难民的安全区，却收容了25万中国平民。拉贝一面要为25万难民筹措口粮等物资，一面还要敦促蒋介石的军队离开安全区，防止日本以此为借口伤害安全区的平民。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金陵古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为了给更多的难民以庇护，拉贝在自家别墅里收容了650名中国平民。自己只能睡在办公室中，有时还会睡在厕所里，睡在石板路上。院子里，妇女和儿童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壮胆。

无恶不作的日本兵常常翻过别墅的院墙，大多数情况下，拉贝只需要亮出纳粹袖标或者大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立刻变得很有礼貌，灰溜溜地逃走。

另一件拉贝每天必做的事情，同样意义重大，那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滔天罪恶！也只有在夜晚打开日记本时，拉贝才能吐露心声：“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恐怖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在雨中，我的难民们相互依偎着挤在院子里，无言地注视着美丽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最可怜的人们就没有出路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拉贝日记》总共有2100多页，记录了500多个鲜活的案例，为后世提供了最宝贵的历史资料，没有之一可代替！

1938年新年，拉贝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中国难民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三鞠躬，然后将一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送给了拉贝。上面写满了“济难扶危，佛心侠骨……”等字样，有人将绸布上的话翻译给了拉贝：“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拉贝很感动，但感到有愧疚。1938年2月，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强制召回。将安全区托付给马骡、魏特琳等人，拉贝只得无奈离开中国。

二战胜利后，拉贝因曾经的纳粹身份被英国逮捕。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他被暂时性释放。出来之后，又被苏联方面丢进了监狱。在证实没有犯过错后，1946年6月，拉贝才被释放回家。

与早年辉煌的生活形成反差，拉贝一家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失去工作的拉贝，只能靠变卖家当为生。到了最后，一家人只能喝汤度日，到了饿死的边缘。消息传到中国，参议会和市政府立刻组成救助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很快募集到1亿元法币，购买美金2000元，辗转汇至拉贝手中，寄款人处落款：南京人民。由于德国战后实施食品管制，时任南京市市长沈怡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购买了4大包食品寄给拉贝，感谢他当初的义举，并邀请他回中国安度晚年。之后，拉贝总能时不时收到南京市民寄给他的衣服等物资，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为止。

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贝因突然中风倒下，短短几个小时就去世了。在这之前，拉贝将曾经写下的日记等资料均交给亲属保管，并希望有朝一日这些资料能公诸于众。拉贝的逝去，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墓碑上仅有一句话：“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 拉贝”。拉贝葬于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墓园，到了1985年，由于墓地到期无人续约，管理部门便将墓碑拆除。直到2013年12月，南京市政府出资重修了这块纪念墓地，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亲自为其设计。1997年，曾经拆下的拉贝墓碑迁至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远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1997年8月，一个甲子轮回，《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

拉贝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人，他既是中国版的辛德勒，也最终的精神归宿之地也是南京。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2015年9月，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另一位拉贝”来到了中国。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代表祖父，来到朝思暮想的中国，领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德国境内有效药品已断供，医院的防护物资也出现紧缺，身为海德堡医院医生的托马斯·拉贝以个人名义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求助。消息传来后，工信部迅速联系了浙江台州一家药企，果断免费赠药。南京有关单位也纷纷行动起来，筹到620瓶指定药品、30000只口罩、200套防护服，通过包机向拉贝先生及家人，以及海德堡市政府、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捐赠了医疗物资。

青云一道共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爱出者爱返，懂得感恩的中国人民，又何曾忘记那个拯救几十万南京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拉贝呢。

在二战结束之后，剩下的生者把假牙融化取出银子打铸成一个质朴的戒指，上面用希伯莱文刻了一句经文：“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

拉贝先生，你拯救的，岂止是几十万中国人民，你拯救的是一个世界的精神。

我站在你的面前，抬头仰望，仰之弥高。总有一种精神，让这个世界几十亿生灵都抬头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