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美国纽约时报举办了一项征文活动，他们邀请那些成功拿到了美国大学Offer的中国学生来分享他们的申请书。
吴凯风，目前就读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即将升入三年级。他出生于新疆，3岁的时候他搬到北京，他高中就读于北京市第八中学。以下来自他本人的翻译！
为什么小提琴这么美？
木屑四散飞扬，我从架子上取下了这把我花了两个月制作的提琴。我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这个幽暗狭窄的作坊，推开门走向外面的田野。在阳光下，琴身的油漆闪耀着，晶莹剔透。我不得不承认它很好看。但同时我深知，这“好看”仅仅流于肤浅，不过是在讥讽着我再一次无功而返罢了：我未能找到真正的美。
“为什么小提琴如此美？”
我第一次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那天，我第一次听到琴声时，它的美是如此震撼，以至于我确信那木盒子里一定住着一位仙女。然而，儿时的童话随着时间慢慢消逝，现在的我渴求一个理性的答案。物，何以感人？琴身按照一定频率的机械振动，却如何使我们共鸣，产生美的感受？我曾以参与制作戏剧的方式探索过舞台的美。也许，我也能以同样的方式体验小提琴的美？
我向阮老师寻求点拨。这位85岁的老人，我的恩师，正是14年前启蒙我音乐的人。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娓娓道来，向我讲起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的传说：“斯氏的提琴是人类创造美的巅峰。”我不禁想象着窗明几净的工作室里松脂的幽香，以及倾注一生心血追求每一把琴极致的大师。当阮老师把我介绍到京郊的一家小提琴作坊当学徒的时候，我难掩兴奋之情。
“用你自己的双手做一把琴吧，”阮老师说道，“当你第一次拉响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然而我见到的，却与我的期待天差地别。这作坊里肮脏、幽暗、闷热；那浑浊的空气似乎只有机器的轰鸣声才能穿透。在我面前迎接我的是一矮胖的农民工，光着膀子，浑身晒得黝黑：他是带我的师傅。“我们出活快得很，一个月能出一百把！”他夸耀着，指着从院子里堆到屋顶的一堆堆原木。“每把都是照着斯特拉迪瓦里来的，一分不差。”没错，的确是分毫不差：哪怕是斯氏晚年不小心切出的一个不对称音孔，也被仔仔细细地照搬了下来。每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小提琴都遍布在全国的类似的作坊里被批量生产，再被成批运到欧洲贴上牌子。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的“师傅”对音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粗糙的双手大半生都不是在制作乐器，而是在照顾庄稼。
两个月后，站在作坊门外，手拿着刚刚完成的提琴，我失望透顶。是的，我刚刚完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照抄了，一把斯氏小提琴。然而，在这个与美绝缘的城乡结合带，我又能如何找到我问题的答案呢？
我突然想起了阮老师说“当你第一次拉响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时，那捉摸不透的微笑。
我合上双眼，聚精会神于指尖与琴弦交触的地方。忽然，音乐无端地开始流淌。这音乐是如此之美，然而这琴却来自于如此鄙陋的地方，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慢慢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我童年幻想中的仙女正在我面前伴着琴声起舞——她是我师傅两岁多的女儿。她裙边摇摆，步子蹒跚，她的笑脸在金色的阳光中熠熠生辉。当她望向我的时候，眼中闪烁的激动让我突然觉得是如此地似曾相识。
我想起了那个晴朗的早晨，当阮老师第一次拉小提琴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三岁。在他的颈间，枕着一把有着优美的曲线和琥珀般的光华的乐器。阳光洒进室内。琥珀闪耀着，晶莹剔透。音乐流淌。我睁大眼睛，眼睛里激动与生机与14年后小女孩的眼睛是如此相似。鲜活的回忆在我心中复活，难以抑制地喷薄而出。我的眼睛不觉在秋季清朗的风中湿润发热。
阮老师是对的。直到我拉响小提琴的时候，我才终于找到美，因为美本就不在乐器中。美也与周遭的事物无关，甚至连和聆听的人是谁都没有关系。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当我抚摸琴弦；
当那小女孩兴之所致，形诸舞咏；当两个灵魂相遇且相和，美就诞生了。它就在这儿，深深地，在我们这里。
Maya Xia Ludtke，她目前就读于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即将升入二年级。Maya生于江苏，在婴儿时期被从中国领养，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长大，2014年毕业于剑桥林吉与拉丁学校。
生于江苏长在美国，我的身世之谜
我生命中的最初九个月是一个谜。
一只小玉镯和一张穿着破旧红色毛衣的圆脸女孩的照片就是我全部的记忆。几张钉好的模糊纸张是我的出生记录。我知道我是在中国花木之城夏溪被找到的。那九个月在我脑海中已存留着永久但又脆弱的影像。虽然我对破坏这些印象感到紧张，但在过去的这个八月，我回到夏溪，走进和感受我本应经历的一切。
在那里，我遇到了本会与我一同成长的女孩们，和她们一起去那些我本应每天都去的地方。我同时感受着亲密深切的联系和无法逾越的距离，这让我不知所措。在尝试缩小语言文化带来的差异的同时，我在她们的面孔上看到亲密，在环绕着我们的丛丛树木之中感受熟悉。
“那么，你是什么人？”这些女孩问我。“你外表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是内心是美国人。”最初，我厌恶这种说法。如果我的外表不是中国人，我本该是个白人。一度满足以“美籍华人”自居的我，如今却被这模糊的说法伤害了。中国人？美国人？我在这两者之间到底属于哪个？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新朋友们是对的。我们一起相处的三个星期里曾有过很多零散的对话，这些交谈证实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
“你可真幸运。你不需要遵守什么规矩，学业轻松，还自由，”夏溪的女孩们会如此笃定而又嫉妒地说。“我们呢，只能学习，没别的。”
我对我的“幸运”和她们言语中的事实感到内疚。但她们对美国和我安逸生活的理想化看法让我很困惑。她们对我的校外活动和社区服务不屑一顾，不把那看做真正的学习。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她们对“聪明”的理解与我截然不同。老师给她们的高名次意味着聪明；而学习是唯一的途径。这些严格的界线控制着她们的童年。
在我们对成长、性别角色、平等和人际关系的讨论中，我慢慢跨越了这些界线。在我之前从未有人给予她们讨论这些话题的空间。生于夏溪、长在美国的我是这些女孩们遇到过的最不同的人。她们从没有和看起来不同于她们的人接触过。当我告诉她们，我的很多朋友看起来比我还要不同时，她们震惊了。与她们的相处让我更加欣赏美国生活赋予我的多样性。
对我在夏溪碰到的人来说，家庭是血脉也是祖先。“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父母是谁？”陌生人刚碰到我时总这样问，充满同情，还热心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你哪天出生？你是从哪个孤儿院出来的？”于我而言，她们口中的“亲生母亲”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即使我可以流利地说他们的方言，我也不确定我能够解释清楚。我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她抚养我长大并且爱我。我的生身家人也许并不是我理想中的那样，找到这样的“陌生人”也无法立刻拥有爱。反而，爱是我在家乡夏溪中碰到的无数陌生人给我的热情关怀：把切好的西瓜塞到我的双手，为我梳头发，在110华氏度的高温中试着让我凉快些。有这些爱就够了。
金延峰(Tony Jin)，他目前就读于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即将升入四年级。金延峰来自辽宁沈阳，高中就读于东北育才中学。下文由他本人翻译为中文。
科学与人文让我看到世界的美
机身的颠簸停止了。当飞机越过云层，一束阳光从窗户中溜了进来。放眼望去，外面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本压抑的天空打开了。落日就像大自然全能的艺术家，不情愿地向人们说着再见，利用最后一丝余晖将那抹天蓝染成了橘红色。脚下，乌云在沸腾，阔如大海，怒似黄河……
“哎，你干什么呢 ?”我的朋友问我。
“这天空，就像上天的杰作。怎么会这么美……”我小声嘟囔着，还沉浸在窗外的美景之中。
“拜托，你已经是高中生了。这种小孩子的事儿你也做。”
我有些尴尬，试图为自己辩护，却因为自己心中的质疑开不了口。是啊，盯着窗外看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总是被大自然的美所吸引。它的美让我思考。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夜空下看星星的爱好。望着那来自几千年前的点点星光，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艺术家和创新者的梦想:
当一缕银色的星光流入眼中，我仿佛看见伽利略(Galileo）当年所看到的天空，同他一样感受到了对宇宙无限可能的敬畏。当那一点点光芒融汇在一起，我仿佛看见巴哈贝尔(Pachelbel）端坐于天际，欣赏着他最伟大的杰作——D 调卡农(Canon in D.)。突然，一颗彗星划过天空，带我进入了那个实现梦想的车库。就在那里，乔布斯将科学与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些古老的光记录着人类的历史，如电影般在我眼前展开，又逝去。生命对我来说仿佛既短暂，又永恒。那些星星可能已经死去，但它们的光芒仍然装饰着这片天空，就好像那些短暂的生命仍因他们的成就而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时候，我很天真地希望，有一天，当人们抬起头时，他们也会读到我的故事，在那颗明星中看到一名站在科学与人文艺术交汇处的创新者。这仍是我的梦想。
上天赋予了我两只眼睛。我用一只来观察科学的世界，另一只来欣赏人文艺术的美。当看到那完美的六边形雪花在我手中融化时，我会立刻跑回家研究冰晶的形成。观察到黄昏时天空渐变的颜色，我会更深入地去探索光的散射。每天的日出日落让我联想到帝国的兴衰和人生的起起落落。那一直守护着人类文化的柔和的月光激励我去探索古代哲学家对于人类存在的思考。通过科学和人文艺术这两种角度来看待自然，我领略到了这个三维世界真正的美。
随着飞机右转，我的眼神重新聚焦在窗外。夜幕开始降临，乌云已经散去。
苍穹之下，这颗承载着几十亿生命的行星在转动。此时，一簇簇人造的火花已将它点亮。在那遥远的天际，自然与人类文明相遇，而科学与人文艺术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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