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英国哲学家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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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一则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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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山东聊城女企业家因为无法偿还之前借的高利贷,和儿子于欢被十几名催债人员限制在公司财务室,以杜志浩为首的催债人员以暴露生殖器等极端手段羞辱苏银霞。争执过程中,于欢愤而摸出一把水果刀乱捅,最后杜志浩因失血过多身亡,另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山东冠县“刺死辱母者”成为这几天的舆论热点,全中国人民都在讨论——2016年4月14日,22岁的于欢和母亲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各种辱骂、抽耳光、甚至催债人还对苏银霞露出下体,最终于欢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致1死3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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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伤害比杀人更加厉害--侮辱。在一个主流文化包涵“士可杀不可辱”精神的国度里,不仅用言语和具体的行为辱人,更用了极为不堪的方式辱人之母,正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大面积关注,舆论沸腾不已的主要原因。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意指某些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而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历来被推崇的。
本案中,于欢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面对一群“流氓”对自己母亲的极端侮辱,奋起反击是人性本能,如果于欢当时隐忍,反而是一种悲哀,试问他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母亲,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
《礼记》曾云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战国策》亦云“士为知己者死”。中国传统文化孝老爱亲仁义礼智信都告诉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辱,甘愿为赏识自己的人献身,更何况是自己母亲!每一位身为人子的血性男儿都无法容忍母亲受人凌辱,如若因此而获罪,在所不惜。否则,辱母不护,国家何御!我们同样视国家为父母,倘若他日外敌入侵,没有更多的血性男儿挺身而出,国家也就危在旦夕了。
当然,在这一起法律和伦理冲突的审判面前,刺死辱母者于欢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思考: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或许这也是中国教育要重新审视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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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面前,被极端凌辱的弱者尚有拼力一搏都不能受到司法的宽宥,那么,那些被我们世世代代写在教科书里薪火相传的伦理价值,又何来传承和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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