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着研究的名义,抱来一堆女同性恋小说,飞快地读了个遍。随后,一天早晨,一段情节出现在我脑海,我记下大纲,几周以后,我坐下开始写作,我花了整整两周时间,在我二十岁生日的前四天,小说杀青(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对我而言,二十岁生日似乎特别重要)。法赛特出版社买了这本小说,我首投即中。就这样,我成了出过书的作家。"
这是被称为“当代欧美侦探推理小说第一人”的劳伦斯·布洛克在描述自己看完女同性恋小说之后开始突发奇想写小说的事,我惊诧于他提到的年龄,或许是因为我已经21岁了,比他提到的年龄还要大上一岁,忍不住去对比中外年轻人的成长路径的差异。试着推算了一下,布洛克的生年是1938年,他的二十岁就是1958年,大致浏览了那一年的大事件,英美成功进行核聚变实验,党中央开始进行“除四害”活动,马寅初教授提出“新人口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轮“跃进号”下水,美国颁布了最新的《国防教育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才结束13年,这时候的布洛克可以自由地阅览女同性恋的书籍,然后自由创作关于女同性恋的作品,他才刚刚二十岁啊,是在上大二吧,在这种充分展示人性而不至于受限的文化环境里,他的创作受到帮助和支持并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另一方面,最近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文化管制更显得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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