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皇上为什么不能全靠贤人政治？
通过剖析齐威王一鸣惊人的故事,带你反思错误的历史经验,有可能导致怎样的历史结果。最后谈到作为管理者判断力和执行力匹配的问题。
你可能也会觉得,怎样认清一个人,这太难了。你看齐威王吧,身边的人都夸阿大夫好,如果真有一位周破胡只手遮天的话,齐威王不管怎么打听,听到的都只能是夸阿大夫的好话。这种困境怎么破?在战国时代,孟子倒是有一个主意当时他去见齐宣王,发现齐国的政府班底全是新面孔的时候,对齐国的HR水平非常不以为然,而齐宣王也有苦衷,难道自己筛选人才的方法不对吗?那怎么筛选才是对的呢?孟子说:“如果您身边的人都夸个人好,您别轻信;各位大夫都夸他好,您也别轻信;全城的人都夸他好,您还是不能轻信,这时候您要去了解他,如果发现他确实有才干,这才可以任用他。”(《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这个办法,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吗?
贤人政治和特务政治
在一些古代政治家看来,舆论确实不能轻信,即便这些舆论代表着真实的民意,但是,雅典的民意杀死了苏格拉底,犹太的民意杀死了耶稣,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当然,最高统治者能够了解到真实的民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齐威王身边的周破胡就是例子。秦二世身边的赵高就扮演过周破胡的角色,当时谁敢许逆赵高的意思呢。齐威王要想察知真相的话,又该怎么去调查了解呢?亲力亲为显然不现实,派遣亲信去做秘密调查,但谁才是可靠的亲信呢?
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神宗身边有4名特别受信任的宦官,被旧党称为“四凶”,翻译过来就是“四大恶人”。旧党之所以恨他们,是因为他们为新法的推行没少推波助澜。
到底新法是好是坏,朝廷大臣们各有各的意见,各说各的道理,换任何一个人坐在宋神宗的位置上都会头痛。宋神宗的做法和齐威王一样,派出亲信到民间秘访,看看新法的效果如何,地方官谁称职,谁又不称职。
司马光对宋神宗的这种做派特别看不惯,说咱们政府明明就有一整套健全的官僚体制,只要用对了人,让这些人各司其职,民间的真实情况哪会摸不清呢?宦官就是搞内勤的，派他们出来当特务可不合适。
司马光在奏章里用了一段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原话是这么说的：“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王中正第二剖子》，《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7)这话很有画面感，形容宦官回来汇报工作，把手笼在皇帝的耳边嘀嘀咕咕，内容全是道听途说，但皇帝就信这些，拿这些话当成赏罚朝廷大臣的依据，朝廷还成何体统呢。
司马光熟悉历史掌故，提醒皇帝说：这种事在汉朝和唐朝早就有过，下场就是宦官乱政，倾覆国家。
但是，司马光没留意自己这番话没法自洽，因为百官各司其职的前提是皇帝慧眼识人，但皇帝怎么才能慧眼识人呢？宋神宗会说：“我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只能派亲信的宦官出去暗访嘛！”
司马光和宋神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特别有典型意义：司马光的主张代表着儒家传统的贤人政治，皇帝只需要“亲贤臣，远小人”，就足够了，政治自然就会好起来；宋神宗的做法代表着专制君主惯用的特务政治，因为分不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贤才，谁是蠢材，所以就有必要在常规的科层制官僚体制之外，单独建立一套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务组织一一这种事的麻烦就在于特务组织虽然可以监控官僚组织,但谁又来监控特务组织呢?那就只能等到特务组织变大、变强、变腐败之后,再设置一个新的特务组织来制衡旧的特务组织。
儒家官僚当然推崇贤人政治,但站在皇帝的角度,就算同样推崇贤人政治,最后也很容易滑向特务政治。皇帝有皇帝的苦衷,站在权力的金字塔尖上,要想获得客观、真实的资讯实在太难了。
如果连暗访也不可信,那就只有让时间来证明真相了。这就是白居易教过的方法:“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个道理再通俗一点表达的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话当然没错,但问题是,“遥”到底要多遥,“久”到底要多久?以白居易给出来的例子看,“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复时”,非得看完一个人的一生,才能盖棺定论。
当然,管理者考察干部没法忍受这样的时长,更何况要看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上百人,甚至成百上干人。等到把人看清了,恐怕公司早就垮了,国家早就亡了。所以作为管理者,必须为了效率而牺牲一部分精度。
雷劈哲学和全身之术
必须承认，特务政治在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效果总是特别突出，这就是齐威王可以迅速看清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原因。但是，以当时齐威王能够掌握的人手来说，要想在全国范围内运用特务政治搞清每一名地方官的执政优劣，一来几乎不可能，二来即便可能的话，动静也不免太大。而动静一大，像阿大夫和周破胡这种人一定就会觉察，有了觉察就会有相应的对策。所以，齐威王的特务政治只能解决局部问题，怎么能改变整个齐国呢？
但这真的可以，和司马光同时代的名人苏洵一一苏轼的父亲一一分析过其中的道理，说这就像坏人会遭雷劈，雷电虽然不可能劈死每一个坏人，但时不时总会劈死一些坏人，所以天下人还是会因为怕遭雷劈而不敢干坏事。治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君主不可能察知每一名官员的优劣，但只要精准地“杀一”，就能成功地“儆百”。（苏洵《明论》）
那么，我们可以把问题反过来想：
假如你在古代做官，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官场生涯顺风顺水的话，你会学即墨大夫还是阿大夫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貌似要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但也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这就是杜预的策略。杜预是晋朝名将，官阶高，威望重，人品不坏，学问还特别大，业余时间研究《左传》，做成了《左传》学的大宗师。杜预深得晋武帝的信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少贿赂晋武帝身边的人。有人问他这是何苦来哉，他的道理是：并不指望这些人在晋武帝身边多说自己的好话，只是为了不让他们使坏，挑拨自己和晋武帝的关系。
也许你能想到我在前边(《069吴起为什么会离开魏国？》戳此回顾)讲吴起困境的时候，介绍过曹魏年间的一部经典著作：桓范的《世要论》。这部书把臣子分为几类，分别是大臣、小臣、内臣、外臣，每一种类型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内臣就是中央官，侍奉在皇帝身边；外臣就是地方官，尤其是那些镇守边境，带兵打仗的武官。桓范认为，外臣的最大风险，就是被皇帝身边的人挑拨离间。那么，外臣才能怎么防范这种风险呢一一桓范竟然没提。历史上，外臣的经典做法，就是利用自己天高皇帝远的优势，盘剥百姓，聚敛财货，拿这些财货去贿赂中央高官和皇帝身边的近臣，就算不请他们在皇帝耳边为自己美言，至少也能做足人情，让他们不至于难为自己。
现在，杜预的策略正是这样一种经典的外臣策略。当年吴起吃过的亏，杜预不想再吃，这正是历史经验的价值所在。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齐威王对即墨大夫说过的话：“自从派你去治理即墨，天天都有人在我耳边说你的坏话，但我派人去视察即墨，看到的是农业发达，人民富裕，官府清廉，社会安定。很显然，你做好了本职工作，却没有打点我身边的人来替你美言。”
现在我要提问了：从这段话里，你能看出什么管理学上的时代特征吗？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留言区，我们下一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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