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的人品我没有怀疑过，张老师的学识、见识也不差。
你们可知孙大午的事？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一个农业企业，当年以高于粮食收购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没现给，而是年底结给农民，农民愿意把粮食卖给孙大午，但是孙大午因此以扰乱市场秩序之罪入狱（好像是两年多），张老师为孙大午奔波（具体我不清楚，只知张老师跟孙大午关系匪浅）。
若论手上的社会资源，张老师算是刘道玉先生的学生，政商学三界也肯定不少，如果要搞点为名为利的事情，张老师应该也不难，诸位末把张老师想得那么不堪，不要把张老师跟新师这个厚颜无耻的坏逼相比，张老师只是经历了我不知道的什么事，现在倾诉欲很强，敏感，喜好布道而已，只是让人感受上不喜而已，张老师人品没问题，不偷不抢不作恶。
朱永新老师背上京城当官的时候，他领导的新教育正是势成燎原之时，张老师恰在那个时候批评新教育诗性有余理性不足（大意），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实为干国祥老师所直接操刀设计，后来干国祥与朱永新二人决裂，干国祥带着在新教育工作期间的成果，另立南明教育，乃是后话）中缺少支撑科学理性精神的内容，我认为也是正中要害的，其时马赛州立大学的严文蕃教授参加了新教育的萧山会议，会上严文蕃给朱永新老师提意见，既然新教育是一项教育实验，应该要有教育实验研究的一些范式，比如对照组之类，干国祥针对严文蕃的这个意见，写了一篇《我能向你说清新教育吗？不可能！》，直指严文蕃的意见是对新教育不了解的情况下的无理批评，该文应该在网上可以轻易搜到，张老师那时候就说干国祥的这个回应在学术规范的层面看就是一个笑料。
我再说一件我自己的事情，当时应该是2011年还是2012年，我在甘肃临夏一所高中带班主任，其时想给班上一些孩子一些书，作为对他们勤奋学习的奖励，这个事情收班费办不合适，我就想到了看是不是可以向社会募捐，张老师个人捐了十几本波利亚的《怎样解题》，并手写书信一封给我全班的学生。
所以张老师才一直说认识我非常长的时间了。当时还被干国祥送我、张能立、张勇、王冰岩四人一个反新教育四人帮的称号。而新教育当时的网络读书项目（即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中的数学科还是由我启动起来的，当时我还是魏智源发起的网络师范学院的理事之一，我认为张老师对新教育的批评是准确的，所以当时积极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成了“叛徒”，当晚在腾讯微博上写了一个退出声明，据说朱永新老师还为我的退出当晚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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