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朱元璋大传》】
朱元璋一贯懂得“养威、俟时”的道理，所以他在灭陈之后，并没有急于乘着胜利之余威直下平江；而是先巩固灭陈战果，安定了后方，又经过一番养精蓄锐，这才集中起全力对付日渐衰微的张士诚。
遥想宋太宗当年，他在消灭北汉之后，就急匆匆地对辽国大规模用兵：当时敌情判断不明尚且不说，辽内部虽危机四伏，但其毕竟是军事大国，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与成熟的安排，怎么能轻率与之决战呢？因此，疲惫、冒进的宋军初次伐辽失利，数年后再战仍遭惨败，以至精锐丧失，险要的幽云地区迄北宋之世也未能夺回，遑论偏安的南宋。
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一回惆怅一沾巾”，而朱元璋本人应该也是熟知这段耻辱的历史的。如今，朱元璋已经瞅准了时机，他要为中国历史撰写新的精彩篇章了。一面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精，可是那另一面呢？张家兄弟为最后的决战准备好了吗？
他们可曾知道，他们在下坡路上反而已越走越远了……
就在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九月称“吴王”之后，他即命老弟张士信迁元江浙丞相达识铁睦尔于嘉兴，最后又将其毒杀。从此张士诚便大权独揽，高高在上，恢复了自己昔日称大周王时的威风。而张士信则成为江浙行省丞相，帮着哥哥打理军政。
苏杭一带自来民物蕃盛，储积殷富，所以没什么思想觉悟的张家兄弟处此烟柳繁华、温柔富贵之地，想不骄侈淫佚、堕落放纵都很难。他们“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妓，购画图，惟酒色耽乐是从……”【1】于是，两位老兄日渐懈怠于政事，又暗于断制，权柄便逐渐被那些文吏们所窃取。
张士诚为人迟重寡言，他自知是个上不了大台面的泥腿子，所以也就乐得装出一副好士的模样以邀取好名誉。但凡有读书人到他那里，他既不管人家是否贤德，也不问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就一概厚加赏赐，“舆马、居室，无不充足”。为此，那些嗜利的读书人，往往争相到张士诚那里献媚，结果老张也真的被这些满肚子风花雪月、歌功颂德之辈，弄得整日家昏昏然，以至于对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麻木起来。老张也慢慢地成了一位足不出户的“宅男”，为此耳目众多的朱元璋曾非常鄙视地说道：“我诸事经心，言行法随，尚且有人欺蒙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张士诚的兄弟之中，士德是最出色的，他被擒杀以后，张家军士气日衰。张士义死得最早，而苟活的张士信最是愚妄之辈，其不识大体，以至人们常常会在背后讥笑他。士信生活腐化荒淫，其后房有姬妾上百，她们还被专门教授跳那让元顺帝老兄着迷的“天魔之舞”，极尽堕落之能事；另外，据说士信园池中的采莲舟都是用极其贵重的沉檀木做成的。
士信用事，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此上下离心，将士不肯用命。等到派遣将领出征时，他们就装病不起，然后邀求官爵、田宅之类，直等到被满足之后，才起程任事。这些将领到达军中之后，又往往无心作战，常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等到他们丧师失地而归，张家兄弟又不责问，依旧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连个起码的赏罚规矩都没有，焉能不败？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与朱家军对阵时，张家军几乎无胜绩。
张家兄弟身边围绕的尽是些佞幸之臣，其中有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等三参军为士信的三个心腹。
他们皆是迂阔书生，不知大计，却偏偏可以蛊惑视听，把持政柄，所以国事日非也就不难想见了。当时，苏州一带有民谣云：“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后来黄、蔡、叶三人均被朱家军俘获，有心又狠辣的朱元璋为应“干瘪”之谣，便专门将他们腊成了肉干，悬于苏州城头。
张氏政权毫无章法及约束可言，即使张士诚本人有心爱民，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吏也是不可能体会上意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忌惮。在明末著名文士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张士诚的“国戚元勋”、女婿潘元绍，其位重于宰相，但生平却酗酒好杀。他家有美女数十，其中一苏姓女子最是才色绝美，老潘头晚还与她寻欢作乐，次日他偶一突发奇想，不仅将此女子灌醉杀死，更割下其头颅以金盘盛之荐于宾客，结果宾客们都被吓了一跳。后来，张氏将灭时，病态审美的老潘又逼迫众妻妾自杀，而他自己却妄图苟活，结果在投降后被朱家军斩首，其头则被人专门丢进了粪坑里【2】。
显然，上层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也是不可能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的。比如有个叫周铁星的，是张士信麾下的一名官吏，此人因聚敛有功，竟官至上卿。为了驱迫百姓缴纳钱粮，他就曾发明过一种头上布满铁钉的刑杖，以至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盘剥之外，再加之一些沉重的工役，比如修筑工事、疏浚河港等，也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动民力以摇根本，用吏术以括田租”，这都是亡国丧邦的重大弊政。无知无识、宽厚驭下、不讲规矩的张士诚，就算他真有意关心民瘼，可他最终也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麻木不仁、为政形同儿戏的恶名。
“士诚之心，知施恩而不施威，知取之易而不知守之难”！即使张氏兄弟可以问鼎天下，那不过也将昙花一现，因为“山大王”式的治国方式是最不靠谱儿的。
其实，对于张士诚用人行政的这些缺陷、弊端，也曾有不少人向他提出过劝谏和批评。比如作为东南大名士的山阴杨维桢，张士诚为显出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心意，便屡屡招纳杨维桢；杨氏有感于张士诚的诚意，便对于张士诚的为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道：“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省，无禄养之法，有行位之权矣……”【3】
杨维桢批评张氏不辨是非、不辨忠奸、任人唯亲，专用势利小人。他更清醒地看到，若长此以往，张吴政权必然不久于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
对于杨维桢的这番直言，目光短浅、喜好媚语的张士诚等人自然会弃而不用，还一致指责杨氏为“狂生”。张家兄弟本就是这个做人的境界，所以绝不能对他们要求、期待过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张二人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在谁的拳头硬、谁的时机佳，而更在于他们器局、智量的大小以及战略战术的高下。
还是那句老话：“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就像一截未经任何处理的木头一样，放得时间越长，它自身就会越腐败不堪。这也就是张吴政权，其以腐烂之质，更当是难以抵抗外部所加之锋刃的。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恃强”的陈友谅正因为强，所以他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主动进攻，也因此剽悍轻死的他才在野战中被迅速地消灭；但是“恃富”的张士诚却不同，后来他只一味凭坚据守，所以非常耐打，也因此朱元璋必得下大工夫、费大气力来好好收拾他。
而一俟消灭了张士诚，朱氏政权通往全国的进军道路也就彻底打开了，他们改朝换代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了！
【1】《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2】这一记载与《明实录》有些出入。
【3】《国初群雄事略》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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