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有些形单影只的孤胆英雄。他有道家风范，洒脱自如举手投足间都是自信，是豪迈；他也是佛教徒，他曾自嘲自己满肚子里装得都是“不合时宜”。但那又如何呢？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慈悲，所以愿意“以一敌百”。苏轼的原生家庭，铸就了他与世无争的品格，他甚少发怒，更不用提及戾气。他洞察世事，直抒己见，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意。他最常做的事情，便是一切从民众出发，上奏朝廷各种为民谋福的奏表。认为不甚妥帖之处，便直击对方要害，这其实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得罪的人数。新政推行时，王安石“一家独大”，看似如火如荼，实则民不聊生。苏轼对此，不止一次上表，至天子，至太后，不为官爵，仅为普通人的生存。在屡谏无效的情况下，反被王安石参了一本，于是自请出京，远离风暴的中心。
他一生中不止一次自请出京，每次离开都会被再次召回，而每次召回，势必面临着新的风波。他人生里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行走来往奔波的路上。但每到一处上任，他都积极整治一方弊病，消除顽疾，肃清不良，从而赢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对政治无任何欲求，如果可以，他愿意尽最大的能力去为百姓谋取利益。
在黄州任职时，得知岳州、武昌等地有一个残忍的风俗，家家户户生孩子，有数量和性别的限制，必须是两男一女，生多了，或者性别不对，就要将襁褓中的婴儿用冷水浸杀，特别是女婴。闻此陋俗，苏轼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请求将此陋习禁止革除，并在黄州积极组织救婴活动，自古耕道负责募捐筹款。苏轼在自身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也捐款十千，并以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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