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何不同？
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擅长思考，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擅长下跪。
比如在对“弑”字的使用方面，就能清晰地看出某些知识分子那一脸奴才的贱相。
何为“弑”？
所谓“弑”，是指在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古代社会，当事人以下犯上，取人性命的行为。比如——
大臣把皇帝杀了，叫弑君；
子女把父亲杀了，叫弑父……
在古代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意识形态下，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关系。如果有人胆敢以下犯上，那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所谓“不赦”，也并非是杀人行为本身不可饶恕，而是这种行为挑战了等级森严的秩序，所以必须通过最为严厉的惩罚来巩固父母和君主的权威，因为只有打压一部分人才能抬高一部分人，从而制造人格上的不平等，确保这种等级秩序的长期稳定。
关于“弑”字，最著名的典故要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崔杼了。
据《左传》记载，齐庄公和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有染，此事为崔杼察觉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趁着齐庄公又一次和棠姜偷情的当口，不露声色地把齐庄公给干掉了。
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崔杼真爷们儿，真Man，可是放在古代社会，一个臣子胆敢以下犯上，谋杀君主，实为大逆不道（尽管他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所以史官依旧不依不饶，秉笔直书：
“崔杼弑君！”
为了掩盖自己弑君的真相，崔杼一口气杀了齐国太史兄弟三人，皆不能如愿，可能这个时候气也消的差不多了，崔杼最后终于妥协，写就写吧，于是就把第四个兄弟放走了。结果后者刚出门，迎面就遇到了怀揣竹简，从南面而来的南史公，便问对方：“老兄，来此何干啊？”后者对曰：“听说你们兄弟数人皆因著史而死，我特来续史……”
这就是中国先秦时代最可贵的“治史传统”，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太史简”指的就是这个故事。
不过在现代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诸如“弑”字这种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的字眼就如同太监、女人裹脚一样，早就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可是偏偏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它情有独钟，死死守着旧时的传统不肯放手。
最具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在谈论家庭代际关系中提出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结果这个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先是被翻译成“恋母情结”，接着又被人进一步引申为“弑父情结”。其后以讹传讹，积重难返。除此之外，平时在谈论子女杀害父母的人伦惨案时，知识分子也热衷于故作惊人之论，普遍沿用“弑父”、“弑母”的陈腐之辞。
我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大约10年前，不过当时修为尚浅，无法对此展开更加详细的论述。可是心中的那个堵哟，却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在阅读的过程中，无意间得知华人学者孙隆基曾写过一本专门探讨与介绍美国杀母文化的书籍，该书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的过程中，也许是出版社编辑觉得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书名还不足吸引眼球，于是刻意把书名改为“美国的弑母文化”！
——可能是真的被恶心到了，所以后来在中信出版社的再版过程中，作者才不得不在书后的跋中郑重表态，以明心迹，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对原著书名的改动非自己本意，并对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表达了批评和不满。
真正让我对这个话题重拾兴趣的是，在吴谢宇杀母案二审前后，各大媒体纷纷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专题报道，比较知名的如——
《南方周末》的《弑母者吴谢宇的心理档案》；
《三联生活周刊》的《吴谢宇弑母案：最后的悲剧发生之前》
……
更多的媒体虽然没来得及对此作专题报道，可是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澎湃新闻》、《头条新闻》等媒体在对吴谢宇杀母一案审理进展进行追踪报道的过程中，也几乎无一例外，不约而同地沿用“弑母”的字眼。
——以上仅为不完全统计。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拿出一些媒体进行举例，难免挂一漏万。
让人感到真正悲哀的是，上述这些被点名的媒体，无论是在影响力、公信力上和《环球时报》之流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意思的是，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后者在对这个话题的报导中，使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字眼——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论大小、左右，几乎众口一辞……
除此以外，网上那些所谓的公知、作家、文化名人，不论是对吴谢宇还是以往的杀父杀母案的谈讨，普遍使用的也都是“弑父”、“弑母”的说辞。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水平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自身奴性的一种完美体现，甚至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表面来看，“弑母”和“杀母”似乎并无太大的区别，它们所表达的含义都是身为子女者杀害父母的行为。可是仔细分析对比，就不难发现，二者传递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杀”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客观陈述；而“弑”背后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子女和父母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除了陈述事实之外，弑字更多是在传递出一种以下犯上的惊悚感，这在本质上还是在巩固和强调父母的权威。
社会上好多父母一辈子对子女穷凶极恶，为所欲为，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就是长期以来，大量的文化奴才在道义上赋予了他们不容置疑的特权，有意放纵、撺掇的结果。
为人父母者一旦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暗示，干预伤害子女就会更加理直气壮；相反，为人子女者，长期被这样的文化所催眠，也会觉得父母的一切行为都理所应当，逐渐放弃反抗，这本质上是对子女个人权利的一种损害。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痛心疾首地感慨说：“中国人的进步，其实目标很低：你是人，我也是。然而，就是这最低的努力，都要耗费几千年，还一直在努力中……”陈寅恪不愧是历史学家，一眼就可以洞穿出中国的问题所在，可是对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迟迟不能进步”却阐之未尽。
我的看法是：一部分人不想把别人当人看；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把自己当人看。前者来自强制，后者来自自愿。前者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无奈选择，后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主动迎合。前者被压迫的充其量只是奴隶，后者则是奴才——从中国知识分子对“弑”字的理解和使用来看，他们显然属于后者。正是这样的奴才心态——几千年来，中国的奴才文化和文化奴才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才使中国在观念上失去了任何进步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环境一直不够友好。即便是在今天，媒体在许多的社会报道中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但凡遇到某些人认为的敏感话题，他们就会勒令全国媒体上上下下口径一致发通稿。正是为此，社会才会对于那些甘冒风险，突破层层限制，追逐真相的媒体和个人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赞美，而对于他们在好多问题上的沉默和缺失也能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谅解。如果说前者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在对诸多家庭问题的报道上面，当代媒体显然有更多大有可为的空间，可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却依然表现出极大的价值颟顸——具体到在对“弑”字的使用方面，我相信绝对不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强制力量，而是知识分子的主动为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根深蒂固地认为，父母天然高子女一等——这种“自甘下贱”的行径和阿Q看到官老爷，人家还没要求你跪呢，你就两股颤颤，乖乖地跪了下去的举动几乎如出一辙。知识分子通过这种集体下跪的潜意识向社会诠释着一种做稳了奴才的艺术，这才是人性中最可悲的。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你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意味着你坚持着怎样的思考。
媒体人手握天下公器，负有传播道义，引领社会思潮和风气的责任，关键时刻，更应该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具备科学的严谨精神。
有时观念的一小步，可能就是文明的一大步。从“弑”到“杀”的背后，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备从地上站起来，挺直腰杆做一个大写的人的价值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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