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以国
（全文约30万字，此为摘要）
（2016年5月8日初稿于、2019年8月13日修改于、2020年9月15日再改于珠江口东岸之深圳宝安）
笔者兼编者按：
拙文“著”于2016年上半年，为啥4年多之后，才“刊发”于自媒体呢？因为俺深知，一个草根兼无名之辈的“小传”是没人看的。如若俺是大咖，撰写当年就刊发啦，估计读者，可能也会众多滴。既然如此，现在为啥又“刊发”了呢？那是因为平时遇到的一些潜在客户，他们总是无例外地，跟俺要案例。案例嘛，尽在文中了，自己看看吧。愿者上钩哈。哈哈哈
（一）
何谓筑梦？狭义而言，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炼、完善甚至于设计商业模式，便是为企业筑梦。
模式清晰后，助企业制订战略策略，包括融资策略、上市路线图、团队建设策略、市场营销策略、文化塑造策略等等，也是为企业筑梦。
广义而言，为企业老板及其团队呐喊，助威，鼓劲，出谋划策等等，都属筑梦之列。
又广义而言，本人所谓的筑梦，也有追梦、圆梦的意味在里头。
当然，筑梦与造梦，几无二致，所以筑梦师亦可称之为造梦师。
为啥干这个？缘起是啥？
最主要的原因，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笔者一直在调研、思索、研究乡企的发展与改革问题，而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乡企也经过改制，汇入民企的滚滚洪流中。
（二）
还是先说说笔者为民企筑梦的大致经历吧。早在1994年前后，笔者便开始零零碎碎地、断断续续地，以兼职方式，从事筑梦的事儿了。1996年下半年开始，筑梦工作，便逐步成了笔者行走江湖、借以谋生的常态。
最先是以兼职方式，进入国祯环保（300388）母公司国祯能源（后更名为国祯集团）从事企业文化、战略研究、投融资策划等工作。1996年1月发表于《上海证券报·安徽版》的老板访谈录《国祯能源，前程似锦---李炜董事长访谈录》，便是成果之一。
后入万向集团董事局充当“写手”，并兼《万向报》编辑（1996-1997）。工作性质及内容，与过往无异。只是彼时万向已赫赫有名，战略也基本成型。故职责多为弘梦。1997年2月发表于《中国改革报》的《我看“老大”学“老乡”》，便属弘梦之作。2002年2月为配合“企划所”业务而上传于中国营销传播网的《鲁冠球对万向集团的战略设计与战略管理》，亦属弘梦之作。该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还被收入MBA智库百科呢。
1998年上半年，笔者“二进国祯”，全职担任安徽国祯能源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该所为安徽首家民企经济研究所。期间撰写的《战略设计：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于1998年9月的《中国改革报》，后获“徽商杯”一等奖。该文正面案例，写的是万向，所以当鲁冠球也读到这篇文章时，曾对当时的同事李杰说，这个赵以国是安徽的吧。这篇文章写得好！要找到他，给予奖励。
当时，国家鼓励大型民企兼并重组中小型国企，为配合国祯这方面的举措，笔者撰写了《搞好国企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兼论实现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的最佳匹配》。该文日后收录于世界管理大会论文集（该文集应存放于国祯集团档案室）。
1999年底，一同学旗下的创投公司突然发力，收购重组金狮股份（深交所原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0805）。受同学之邀，我前往苏南（江苏常州）就任副总一职，主持债务重组、人员分流、生产重启等一线工作。
这个金狮股份，说起来还真不简单。其与母公司金狮集团一起，不仅曾一度在自行车领域，屡创辉煌，而且后来的改制经验，居然还被写进李克强总理与人合著的专著。专著书名《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合作者是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在金狮，我见识了上市公司重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见识了利益相关方反复博弈的精彩绝伦。工人们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曾拉我一起“堵马路”（意在引起政府关注）并把我“抬到”市政府为他们“代言”。各路债权人纷纷上门，有静坐的，也有死缠烂打的。部分恢复生产的分厂、车间，试图“闹独立”，个别分厂甚至以“独立法人”的资格，对外“偷签”协议，“独立”做生意。市政府反复强调，要解决“人往哪里去”，必先搞掂“钱从哪里来”。言下之意，是想让重组方多出些钱，以帮助政府解决人员分流问题。
2000年初的那个春节，我比往年回老家更晚一些。
为什么？要解决工资被拖欠好几个月的工人兄弟们的“过年费”问题。
几经磋商，创投公司与常州市财政局，大约各出资一半，给每位工人兄弟各发“过年费”1000多元。我亲赴财政局，从一位也姓赵的美女公务员手中接过支票。当时的那个感觉呀，除了“百感交集”，无从形容。
“过年费”发放后，一时好轻松呀，回到老家时，已是除夕夜。
“金狮之役”，令我刻骨铭心地认识到：资金（或资本）是企业的血液，不解决供血问题，企业的一切，包括战略、文化等等，都是空谈！近年笔者为中小微企业筑梦时，反复提及一个理念：模式是灵魂（实体是躯壳），资本是血液，上市是旗帜，专才是推手。云云。之所以这样提，与“金狮之役”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正当创投公司引领金狮股份走过了最艰辛的时刻，准备注入优质资产（健身器材），大干快上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四川“拓普系”。其以种种不规范操作方式，发起了一轮“抢壳运动”。我和我的同学，先后选择了辞职。后来没过多久，拓普系就崩盘了。而创投公司却一直是金狮股份的大股东。
显然，“金狮之役”严格说来是协助同学，为创投公司圆梦。但正如上述，圆梦与筑梦是相通的。这对于我日后的筑梦工作，裨益非浅。
辞职后，正好碰上安徽民企的另一匹黑马——安徽新长江集团，正处迅速崛起、大举招兵买马阶段，于是很快去应聘，成为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
新一轮筑梦工作，开始了。2000年下半年由笔者执笔推出的《安徽新长江集团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01-2005）》，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一气呵成，“气吞万里如虎”。现在看来，该规划，有务实的部分，也有不少太过激情的成分。尽管如此，新长江老板及其高管们，当时却很认可。
“春风得意”之时，一个诱惑突然袭来。安徽北方一小型农贸市场，意欲改、扩建，正在招商。一校友力劝我借鉴新长江的市场开发模式，与他联手，接下这个袖珍项目。经不住诱惑的我，扑通一声，跳进更深的“海水”里。
几经折腾，无功而返。彼时，“回归”国祯或新长江，自我感觉应该都可以。但文人嘛，总是爱面子的。于是自办企划所并自封“所长”，独自“扑腾”起来。
首次单干，实战力不足，只能勉强糊口。有鉴于此，新长江总裁推荐我进入上海中锐创投安徽公司。继助力创投公司重组金狮后，这是我与VC的第二次亲密接触。
于是大量接触合肥地区的高新技术创业项目，推敲他们的商业模式及成长性，并助其完善，同时为他们起草或与他们一起草商业计划书。该轮筑梦活动，持续到2006年底。这段时间，有时很轻闲，围绕自己“发明”的“广义赚钱论”，不时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小文章。似乎是自娱自乐，又貌似是在做着某种准备。
彼时，国祯集团更强大了，要组建战略研究院了。院长谁来担任？时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老领导想起我，老板也了解我的情况，认为我出任比较适合。
2007年初“走马上任”，成了安徽民营集团第一家战略研究院院长。又是意气风发的一年，又是筑梦好时节。这一年，我策划并撰写了访谈录：《多元化：国祯战略的主色调》，一时成为国祯历史上战略研究及文化建设的代表作。并与同事一起，起草了集团旗下国祯环保引进PE商业计划书。
当时很想在国祯求稳的我，又迎来新诱惑。那时股市高涨，浙江民企IPO潮涌，猎头公司力劝我前往浙江台州，充当董秘，策划民企上市，以挑战高薪。先赴温岭后黄岩，于2008年初正式走马上任，历时4年，助永高股份（002641）IPO于2011年11月取得成功，企业募集资金9亿元。
IPO成功后，我在董秘任上，又坚守了一年，从事着信披及市值管理等常规工作。
2012年，笔者正好五十，一个知天命之年。
那笔者的“天命”是啥呢？
经反复思考、酝酿，笔者认定：最新一轮的折腾，必须开始！继“企划所”之后，必须再次单干！
只是这次单干的定位，必须更精准。必须聚焦于中小微企业资本运营领域，且只在该领域，力助中小微民企老板及其团队，筑梦，追梦，圆梦。
于是，2013年2月，育果创投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了。
经过近8年的探索、实践，育果模式，渐趋成型了。此时此刻，笔者坚信：育果的旗帜，定会一直高扬于中小微企业资本运营服务领域（创业服务领域）之上空。本人作为中小微企业及其老板筑梦师的定位，亦将坚定不移。日后变化的，将是这一定位的具体实现形式，而绝不会是这个定位本身。
（三）
笔者是怎样走上这条以筑梦为“主业”的单干之路的呢？
首先感谢这个时代。这是一个草根崛起的时代。没有众多草根的迅速崛起，就不需要这么大量的筑梦工作。
其次感谢安徽大学。其生机勃勃的经济系，特别是其理论思辨与关注实践并行不悖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给我注入了初始营养。
再次感谢1980年代初大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激情及理论求索风尚,将我较早带入了社会调研特别是农村调研，并尝试撰写经济论文的行列。
这方面记忆比较清晰的，一是1984年暑假，对嘉山县（现明光市）皮革厂的调查，让我尝试着写出了第一份企业调研报告：《前程似锦问题不少，多方努力办法很多——对嘉山县皮革厂的一点浅析和浅见》。获暑期学生调查报告二等奖。
二是1986年暑假前，对安徽滁县地区（现为地级滁州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调查，又让我写出了篇幅更长的调研报告：《酝酿·起步·探索——滁县地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考察报告》（下称“滁县报告”）。以该报告为基础的毕业论文，得分优秀。稍后，又从该报告中，抽出最富新意的部分内容，变成了两篇文章：《农村新型经济联合体的概念与特性》及《农村新型经济联合体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这两篇文章，成了笔者走上教学岗位后，于合肥农经学院开设“乡镇企业经济学”系列讲座的部分内容。因为当时的农村新型合作企业，无疑属于乡企中比较新的一部分。对了，合肥农经学院的全称，是合肥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现已合并至安徽省委党校，下称农经学院。
此外，毕业前夕对苏州、常熟等地乡企的实地调研，也对撰写上述滁县报告，裨益良多。
除了社会实践活动，1980年代初，大学生们在理论求索方面，也沐浴着阵阵暖风。农发组（全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农村变革的系统考察》等系列著作、令人耳目一新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国的大趋势——温元凯谈改革》、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还有毕业前夕经济系开设的略带“欧风美雨”味道的《西方经济学》。。。。。。所有这些，都给同学们带来了种种思想冲击波，一时令人目不暇接。携最佳天时闯入大学生视野的社会学，也让同学们一时感觉颇接地气，耳目一新。
一方面是理论“肥水”源源不断的滋养，另一方面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初步锤击，包括笔者在内的同学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无疑奠定了笔者日后为企业筑梦、特别是为民企筑梦的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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