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严复翻译《群学肆言》（也就是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已进入中国一百二十载有余。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在中国实际上并无多少春秋。一则社会学本来就是一个年青的学科，二来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曾被打断。在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的使命贯穿于系列课程的讲授之中，作为这个年青学科的接班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无疑是对本土化议题的正确性来了一记当头棒喝。作为回应，周晓虹老师也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 狭义或广义，
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一文。谢、周、翟之争在近年来可谓是最近几年在社会学本土化议题里最为精彩的争鸣。细细研读他们的文章，收获颇丰。我将在下面梳理一下《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脉络。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开篇，作者认为，中国学者具有文化优势，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相比于西方学者自然有其优势。目前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被作者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它们分别是：议题本土化、理论与方法本土化、范式本土化。作者认为，这三种本土化都没有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议题本土化层面，作者认为，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学研究的议题聚焦于中国问题，也就是说，议题本土化上的实践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国学界迫切追求宏观议题导致选题的单一化和同质化。（谢宇，2018）我国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去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
在理论与方法本土化上，作者首先归纳了西方学者做中国研究的两种切入点，一则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与西方参照系进行对比，关注中国的独特性和与西方的差异。二则利用取之于中国的数据，采用定量研究说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共性，关注普遍性并缩小中西方差别。这两种手段所揭示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存在着差距。作者承认，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恰切地应用于中国情境确实不易。
“实现本土契合性的难点在于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组间与组内差异张力的把握: 一方面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谢宇，2018）
在解读数据时，挖掘每个社会现象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盲目照搬西方经验不可取，目前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粗糙研究的根源不在于我国社会学本土化与否，而是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在保持原创力的基础上，将中国情境融入其中。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范式本土化方面，作者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要保持其纪律性和约束的涵义。中国社会学仍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谢宇，2018）为什么学科要与纪律性相辅相成? 因为没有纪律，知识的积累会难以为继。
中国的社会学应向何处去？作者认为中国学者应该放眼世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也存在于全世界其他社会。将中国问题置于多国比较的框架中，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尝试。作者也呼吁不能对定量研究仅做一个浅尝辄止的理解和毫无建设意义的批判，而是要考虑如何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另外作者给青年学人提出的建议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要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尤其重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的环节，研究在方法论上站得住脚要远胜于数据的丰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等研究资料，在制度上鼓励数据公开与共享，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和不浪费既有的研究资源，还可以校验学术发现。第三，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而不仅仅只参与中国的学术社区，不要人为地划定学术社区的中西阵营，要推进同行评议和学术批评，以促进彼此研究工作水平的提升。（谢宇，2018）
走出“社会学本土化”学理之争
谢之所以认定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之处就在于，倘若另起炉灶，那么“本土化的社会学”就不再是社会学本身了。但是这也是他的立论最易受到攻击的关键，谢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坚守学术规范和学科准则，而这个准则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周认为，“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推理逻辑可能不同”，这个问题的最优解应该走向“多元化的普遍主义”，即不在二者之间做取舍。而本土化是“多元普遍主义”的路径之一。旁观这两位学者的争论，的确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首先，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在学理上的思考与争鸣，应该每隔几年就有一次，本土化不可能终结，但是如果定期对本土化历程进行审视，对本土化的反思有可能终结。不及时厘清一些关键问题，譬如本土化的边界、目标、本土化进程的意义，那么谢宇老师所担心的问题和警告就会变成自我应验的预言。其次，争鸣过后，我们就要试着走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学理之争，也就是说，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争论本身，而应该作用于学科的发展。谢宇老师和周晓虹老师起码在一点达成了共识，就是学人们要共同推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只不过他们给出的路径不同，谢认为只有积累才能发展，所以反对本土化的另起炉灶，提倡学人要提高研究质量尽快和西方社会学接轨。而周鼓吹“多元普遍主义”，构建全球社会学。但是这种全球社会学的潜台词是联合边缘国家挑战西方主流社会学，以摆脱目前我国（及其边缘地区）社会学的依附地位。在这里，周老师的确要比谢老师激进，想法也更为鼓舞人心。作为一个初学者，我谈谈我的拙见，走出学理之争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难点。本土化大多停留在一个学理层面的考虑，而走出学理讨论，仅停留在大部分学者的潜意识中，不消说顶级学人始终以一己之力躬身本土化实践，但我对周老师所提到本土化是系统性存疑。我们不能质疑和无视前辈们的努力，但是学科带头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不能完全左右学科发展的走向，换句话说，本土化在大多数学者学生那里，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议题本土化是大多数学者正在做的，社会学这门学科，我自认为是把中国故事讲得最丰富而有内涵的。范式本土化在目前看来，力量最为微小，进程最为缓慢。范式本土化的意义更多的不是在于这个学科本身，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体系的一个再反思，来自于西方的社会学提供了工具，用这个工具来发掘我国的传统文化，直到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工具，拓宽和丰富这个学科的边界——这当然是个远景。而应用本土化的过程所出现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是社会学在中国水土不服所引发的一系列困境。本土化者认为既然水土不服就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谢宇们则认为，这些问题的本身不在于我们是否要造出一个新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很多学人没有秉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态度。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谢宇老师的观点：在中国情境下做出有原创力的研究。但是怎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兴许要与很多本土化者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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