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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同学一个校友拿到了英国某大学的博后职位，跟他咨询英国签证的事儿。想起去年也有校友找他问同样的问题。我感叹到：早知道三年前申请签证结束后，我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一个链接过去就搞定了呀，省得你还要花时间解释。王同学说：不对，不应该这样。
王同学的理由是：这种事情不是应该以官方的文件为准吗？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没准有变化呢？这种文件一般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为什么不看文件？而要去找熟人？找熟人有什么用？
这次该校友还问到要不要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问题。王同学帮他找到了文件，并指出文件上明确说明，只有一部分和未成年孩子、弱势群体打交道的工作需要这个证明。尽管他是去大学做科研工作，还是不放心，给王同学发了些网上的帖子，说是有人说需要办。最后他决定：还是去办一个吧，以防万一。
我猜，也许是太在意了吧？
朋友圈小伙伴得知我妹妹丽君是精神科医生之后，陆陆续续有人来问一些问题。包括自己的情况或者是亲人的情况。有的小伙伴家人已经被确诊为某种精神障碍了，可是病人父母不这么认为，觉得要找个熟人问问，于是就绕来绕去找到了我，想跟丽君咨询一下。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并不信任医生（专业人士）。即使医生给了诊断，家人也不信、或许是不愿意相信。可是不承认疾病存在，就不会进一步去寻求治疗和帮助，那只能一步步恶化下去了啊......
而我妹妹作为医生，自己家人也搞不定。我妈在做化疗期间，亲戚说，某种树根有治癌症的作用，然后挖了给她吃，她就信。无论医生怎么说，有个熟人说癌症病人不能吃鸡肉，她就不吃。化疗的半年里，治疗好了某个病人的偏方（不化疗，十多年后还活得好好的）、病人群里的神药、甚至谣言，都层出不穷。我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想起很多年前看的一本书《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其实是一本以心理学研究为例子，介绍批判性思维的书籍，其中有专门一个章节讲个案研究的价值、以及“安慰剂效应”、为什么见证叙述是没有价值的（比如某某人吃某个东西治好了某种病）。可是即便是我们三姐妹联合起来，也没法说服我妈。现在她还是只吃农家养的鸡和鸡蛋。我呢，知道市面上卖的农家鸡蛋有安全、卫生隐患，也懒得说了。（见文末推荐阅读）
当我成了孕妇之后，我突然发现身边有很多“专家”，他们会告诉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问题是，能吃不能吃，不是应该听医生的么？
很多关于教育、育儿的文章，在谈到专业问题的时候，结论和观点没有任何出处和引用说明。有时候，我看了觉得有些担忧。因为我知道真的有一部分人是别人说什么，他都信的。电视上、街边、报刊杂志里，虚假广告无处不在，现在又加了一个公众号。想想真是可怕。
推荐阅读：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如何正视心理学》加拿大 Keith E·Stanovich 第七版 原作名：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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