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自然哲学家认识自然的方式,主要是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时代,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普遍相信,上帝留给人世间两本大书,一本是有字之书,就是《圣经》,另一本是无字之书,就是自然。而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还相信,它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在创世之初植入了有待人们发现的讯息。
伽利略的故事也就是现代科学的形成,究竟是一场与中世纪决裂的革命,还是对中世纪科学的延续?从科学发现的结果来看,无疑是决裂的,因为现代科学最终突破了中世纪科学的框架。
但伽利略等人作出这些发现的科学工作,却无疑是中世纪科学的延续。我们作为处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人,来学习、反思科学时,更是特别需要把科学作为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来看。
今天的我们更应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对中世纪乃至更早的西方科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继承关系。这当然不是否定科学革命的意义,而是更准确地理解何为科学革命。
所变革之处在于知识的内容,修正前人的错误,获得重新审视自然界的新视野。但如果没有中世纪及先前科学认识的积累,特别是科学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作用,科学革命也不可能会发生。
科学革命应该是西方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否定和超越。正像一棵小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克服原来自身的种种局限,否则它就永远只是一棵树苗。
但长成参天大树以后,树仍旧还是那棵树,并不因为形状上的变化而变成另外的树种。用一种连续性的眼光审视科学革命,或许就能够为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提供更为客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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