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出了风暴

“她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镶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

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的顶楼，她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汪恩甲早已不知所踪；那一年，萧红十九岁。

见面的时候萧红正在读萧军的《孤雏》，因为欠着房租被软禁在东兴顺的她看起来是这样的瘦和孤独。不过萧军是来救她的，她坚定的知道。因为语言和表情或许可以掩饰一个人的内心，但是眼神不会……

“这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情感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他走到她面前，然后说：“让你这样的女人流泪，简直是男人的罪过。”

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夜里，萧军是可以说出这样的一番话的。萧军是萧红绝望中的希望，偶像与倾慕者之间，落难少女与救赎者之间，萧军毫无掩饰的表现出喜欢这位怀有身孕的妙龄姑娘——虽说有些瘦弱和苍老——萧军说萧红的眼中有一种看透世间一切的神的魂灵，黑暗总尤为明显。

他们疯狂做爱，就像钢针遇上了磨石。关于什么是爱，萧军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如若丢不开，便任之丢不开。”

爱情始终是抵不过物质的，何况还不知道这算是肉欲还是爱情。虽然萧军后来说，他第一次与萧红会面时，触动他的心弦的不是萧红充满诱惑的肉体，而是散落在萧红床上的几张信纸，纸上有萧红的短诗，还有几幅美术图案和魏碑体的美术字……

萧红还是被困在东兴顺，萧军倒是常常带着书去看她，他是爱萧红的，一方面是喜欢萧红的才华，另一方面，或许是萧红喜欢自己的才华，这种事谁也说不清，倒是萧红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松花江决堤三天了，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许多救济船在嚷，手中摇摆黄色旗子。

萧军趁着夜色撑着船来到东兴顺，把被软禁的萧红从窗边救了下来。

萧红走脱了，大着肚子去往了萧军的地方，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是赶不上后来在商市街的日子的，那时候还不是每天都有大咧巴和红肠，照样也可能忍饥挨饿，不过好在旁边有了人，再酸涩的青杏也是甜的。

“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再后来两月，萧红把孩子生了下来，她怕见，也不愿养，便送了人。萧红的一生中完全没有母性特质，她只是个少女，渴望最炙热的爱情；她也只是个作家，抽一支烟写一夜的文稿带来的慰藉超越一切，甚至超越最炙热的爱情。

“水的稀薄的气味在空中流荡，沉静的黄昏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这里，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

这是萧红之后的文章《弃儿》中的一句，不知道写出这一句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之后的辗转，“奴隶社”的成立，她和萧军写《跋涉》，自己写《生死场》，有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一路陪伴着，那时候所有的左翼作家都是言行一致的斗士。

当然二萧名气渐长写作写得多了，感情便自然出现了裂隙，大概是因为萧军“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言行一致。

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别一年，萧红为此东渡日本，萧军则躲到青岛创作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

他们还是时常通信，日本的冬天了是寒冷凄清的，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军，窗上洒着白月的时候，我愿意关着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详；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鲁迅离世，萧红提前回国，认识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随后干脆随了端木去了武汉结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萧军和丁玲等人。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可是和端木去武汉的时候，那时萧红肚子里有萧军的孩子。

不过好在，夭折了。

离开萧军之后仿佛政治立场都变了……不，应该是政治变得不那么的重要。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

萧红的两段感情中，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

那段战乱的年月，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拥入香港。1940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

呼兰河传开始描写家乡，人性那样的主题，它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情绪和语言又那么诗化、散文化。作者好像全无章法，凭兴之所至，将家族叙事、风俗长卷、私人经验等随意铺排。看似松散、零碎的七个章节，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浑成而斑斓的乡土画面，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快意，也有生存的酸涩残酷，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以及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凄凉悲歌。

当时的左翼作家看来，萧红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1941年已是萧红生命的晚期，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情绪渐稳。

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她果真说服了骆宾基呢，他放弃去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萧红夫妇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地痞乘机作乱，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一闪而过的杂念、抱怨；涌上来又按下去的责难、委屈……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不亚于小说。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

端木蕻良晚年曾写过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在公园草地上，看见萧红和萧军他们一群人，缓缓走向远处，林中的风吹动萧红的衣衫，萧红是那样瘦，怎么看也给人以不永寿的单薄。”这样的句子，也写过“生死相隔不相忘，月落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天涯海角虽远，银河夜夜相忘”这样的词。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

萧红亦在弥留之际说过，如果是萧军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还是会像在哈尔滨东兴顺那样，来救我的。

关于此，萧军晚年也写过一首诗回答这个问题，放在这里，权当作本文的结局，就像萧红一样，一辈子看见风暴，却一辈子被命吹飞：

文章憎命鬼欺人，

一别何期剧委尘，

地北天南哀两地，

已无只手再援君。

Seany Says：

大二那年看完电影《萧红》以后，用了一整个学期缓慢的读完她的《呼兰河传》，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非常作死的又花了三个晚上看完话剧《生死场》，去年年底看电影《黄金时代》——这是一部筹划了十年的电影，而且从来没能想过，三个小时的电影之后，《黄金时代》导演组又推出了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结果看完了纪录片之后发现很多梗在之前不了解，于是在又补了一遍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之后，我觉得是时候终于可以静静的端坐下来，泡一杯社会主义咖啡，借着小布尔乔亚的明媚台灯的光，写下上面的一篇文字。

我所认为的“五四遗风”的那批作家，其实具备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气质，他们的内心太浪漫，太潇洒，太激情，太渴望斗争，所以才会表现出来一种尖酸刻薄，好像一辈子都在骂人，一辈子都在斗争，也一辈子都在漂泊。

当然萧红并不属于上述的那一批人，她一直渴望安定的生活，渴望被爱，渴望能有一隅之地安静的写字，可是现实却是：“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微茫；而况且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萧军也好，端木也罢，骆宾基也可以理解。

连萧红自己都说：“我将孤苦于终生，并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半部红楼，只得给别人写了……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Info：

这篇文字写了改然后写持续了好几天，最后改得也不像样子了，如果对萧红没有了解的读者或许未必能够引起共鸣，不过那也无所谓，能读到这里我已经很感动了。

大概是因为在写的过程中查了一些别人的文章，愈发对那个年代产生了感情，也就愈发的想要挖坑，却愈发的发现愈来愈填不满……文章的最后摘抄了一小段，来自王鹤先生，对于萧红的晚年，我一直词穷。

所以，我想与你们交流，如果找一个春天的周末，寻一间咖啡馆，我们坐下来聊一聊萧红他们和我们正处的黄金时代，当然地点是在北京，有多少人愿意参加？（请在此公众平台下留言，截止时间是三月末，只要超过八人，那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