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篇小学语文课文叫做《血染的实验报告》，讲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在实验室被南美洲毒蛇咬伤后，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便忍受痛苦把自己的体温变化、毒发症状等等详细记录下来，直到五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为止，相传这份死亡记录“使抢救被蛇咬伤的人的研究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我想起这个故事，便也猜测自己何尝没有与其类似的抱负呢？卡尔博士“伤口剧烈地疼痛，四肢麻木，身体不能动弹”，这是怎样的一种常人无法体验的痛苦？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这痛苦全然吞噬，他仍有能力抽离出这一切，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审视自己的痛苦，仿佛这痛苦是令他颇感兴趣的一个外界现象。“体温很快升到了39.5℃……胃剧痛……”，“睁开眼时，眼皮疼……快四个小时了……”，我看着这份冷静的记录，从而也在其中发现了一丝幽默感——直面必死的幽默，这大概就是一个人能拿出的最大勇气了吧，也是给自我尊严以证明的最后机会。
故事对我来说，是悲壮的，但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种悲壮的潜能之中。卡尔博士的悲剧性能够被我们广泛接受，不过在于五个小时的紧迫性放大了这份悲壮。对我们来说，这五个小时可能是十年，二十年。远眺而目力不逮，以至于信其无：第一可以说，这种做法是其实算得上一种大智慧，享受当下，不必计较将来，无谓时时谋划得过远而近于贪婪失态；第二可以说，这种做法是浪费生命的自我麻痹，固然许多事情不必过早操心，但生活本身作为人的唯一大事，是不可以与其他琐事相提并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尽早开始思考。当然态度是一方面，个人能力亦不可忽视，我倒是希望早早把这一切想个通透，但无奈悟性有限，即使有时说得出通透之语，心里也并不能当真悟到。
自从去年早些时候开始，我也渐渐产生了对于卡尔博士处境的同理心，并不是关于他自知将死的处境，而是再前面提及的抽离开来观察自己的兴趣。有时我会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很糟糕，简直糟糕得不得了，但若要我认真地去探究一番，却又发现自己其实从未到达过什么所谓痛苦的极限。当我作为另一个体去观摩彼时“痛苦”的自己时，甚至还会带着饶有兴味的态度；只要我还能抽离出来，只要我还没有整个人投入进什么深不可测的痛苦汪洋中不可自救，那我迟早会带以或多或少的嘲讽意味，告诉自己，“你的所谓痛苦不过是你暗示给自己的，你觉得自己应当痛苦，应当更加痛苦，所以你才会去努力表演痛苦，得了，稍微焦虑一下就好，那不会太尴尬，何必这么入戏——况且你也演得不好，因为我现在不是还能够揭穿你吗？”就像卡尔博士一样，他虽然中了剧毒，但终究还是能够不在剧烈疼痛的感觉中丧失自己的意志，他还能以一个有职业尊严的科学家身份去观察自己，并在笔记本上写下记录。
我有些被这故事迷住了，不禁总想拿自己和卡尔博士去比较。也许那份死亡记录的第一动力并非是想着为后世治疗事业提供一手资料，而仅仅是出于一个博士对自己事业的强大兴趣与热情。当确认了自己即将离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他会不会反而觉得这种记录变成了生命中最为有趣的事情？自然，留下的素材是无限宝贵的，但若说这行为没有对科研事业本身的热情，仅凭着“为人民服务”的豪迈誓言就能支撑，于我这里是不大有说服力的。
“象语经年”，我整理这一年的日记，打算将其做成一个封闭的集，从去年三月始，到今年三月已；具体的琐事记录得很少，当真不必要的地方也就即时隐去。在我的心里，矛盾是个常客，若没有矛盾，何论思维的乐趣？我信这个。过去的一些观点我已不再持有，但也不会因此而删改，因为我没有那个权利——我可以反对某个思想，却无法否定那个思想曾经存在的权利，即否定过去的我曾经存在的权利。
我以为，人应同卡尔博士一样，不仅要觉悟到悲剧的存在，而且要有直面之的勇气 [1]。痛苦或焦虑在今日社会，尤其在青年人身上，似已成为了挥之不去的常态，我亦希冀着能够提供一个小小的路标（无论它是作为“这边厢请”的微弱鼓舞，还是“此路不通”的反面警告） [2]。至于焦虑感的酿成，我又要老生常谈地怀疑我们的教育了，青年人失了判断力的培养：高考就像尊神一样在前十二年指引着我们；高考既过，神亡而礼乐崩，当保留的惯性消失之后，就着实进入了危险的境地，多少人慌不择食，像求签一样随机地抓住眼前的稻草，稻草终又长成树木，于是一切既定，在随机中既定 [3]。
对于以上的三点，我其实都不是完全同意，得逐一批评。
二、
《血染的实验报告》一文，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谎话集。除了保留“卡尔·施密特被毒蛇咬伤后做了记录并中毒身亡”这一句梗概，课文在其中一切能篡改的事实上都下了刀子。比如毒蛇的品种是非洲树蛇，比如事发时博士并非下了班单独一人，而是与同事在一起的，比如从咬伤到死亡一共经历了近26个小时，比如中毒的症状一样也没说对……
最要紧的是，卡尔·施密特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会因此而死：他与同事凭借专业判断，都认为这个咬伤并无大碍，而且同事认为这是个记录症状的好机会，卡尔博士也对此深以为然。比如摘自西肯塔基大学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官网的这段话就简单概述了卡尔的不幸，不自知的不幸：
Schmidt's death has frequently been written of: he was bitten in his lab by a juvenile African boomslang which he doubted could produce a fatal dose, so he administered no antivenin. Unfortunately, he was wrong; nevertheless, he made notes on the symptoms he experienced almost right up to the end.
Some Biogeographers, Evolutionists and Ecologists: Chrono-Biographical Sketches. Retrieved from http://people.wku.edu/charles.smith/chronob/SCHM1890.htm
Report by Chicago Tribune
下面一段则引自当时 Chicago Tribune 的新闻报道，是卡尔博士临终前最后的部分记录：
"Sept. 26. Temperature, 98.2 degrees [at] 6:30 a.m. Ate cereal and pouched egg on toast and apple sauce and coffee for breakfast at 7.
"Slight bleeding is now going on in the bowels. Urine with an ounce or so of blood about every three hours [instead of the several ounces of urine to be expected]. Mouth and nose continuing to bleed, but not excessively."
Diary Records Dying Hours of Victim from Bite of African Snake.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s.chicagotribune.com/1957/10/03/page/3/article/diary-records-dying-hours-of-victim-from-bite-of-african-snake
不过卡尔博士的淡定态度就真是没得说，即使肠子出血，尿血，口鼻也止不住流血，他也仍乐观地记录着一切，毫不怀疑这风波将会过去。这真相让我沉默良久。
悲观者的悲剧是自明的，认清了悲剧的必然，反而可以生出豪迈来；某种意义上，乐观者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虽然结局早已注定，可怜的受审者却不能加以准备。这后一种情形，才是人类的大麻烦，因为它的不可证伪性——在悲剧真正降临前，我们都是自信的乐观者。这魔咒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压在了人类的脊骨之上：人要想摆脱隐匿着的悲剧宿命，就一定先要觉悟到自身的悲剧性；而一切可以意识到的结局，都是可以拿出一种态度以面对之的，因而那些便再算不得悲剧。
既然如此，我则又要怀疑：既然真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那么它仍必然存在吗？或者退一步讲，如果以人为尺度，无法衡量最终的悲剧，那么还何必担忧？在人类自身的意义上，不可感知的可以等同于不存在的吗？那么在数千年历史上，假如只有一个人曾经悟到了某阶的悲剧，而其他全部人类都无法觉悟之，这个悲剧的存在是否仍无意义？假如这样的“高人”曾有两位呢？三位呢？当除了自己的其他人全都是“高人”后呢？还是说，当其他所有人都成了“高人”时，真正的“高人”实质上就变成了“我”，“悲剧”的含义在此时会发生两极间的转换？换言之，他人的觉悟对自我认知是否有影响？以及，究竟所说的“悲剧性”是什么意思？……不可证伪性，滋生了迷茫与麻木，也滋生了自大与迷信。
相比之下，“得知自己在五个小时后必将死亡”，象征着一种先知般的昭示；“盲目乐观下无意识的突然气短身亡”，才是众生的常态，——连面对悲剧选择成为勇士捍卫尊严的机会都得不到。
于是，结论似乎变成，悲观主义是保守且安全的，乐观主义则是激进且冒险的。“谣言中的卡尔博士”是悲观的，因为他是先知，先知则不常有。“不常有”有两层含义，第一，理性认知到最终悲剧的人很少；第二，留给濒死先知的时间往往不多（可能远小于五个小时）。当我对悲剧的必然性存疑之时，或许就可以被定义为乐观主义者了，和“史实中的卡尔博士”一样。当然严格来讲乐观主义者可能仅仅指那些认定了生活是喜剧的人。
三、
想要治疗痛苦，我以为总要先找到痛苦的根源，这向来是难事，因为最终往往都会指向一些古老隐疾，既可能不易发现，也可能难以启齿。至于焦虑，多是因为迷茫罢了，似乎要好办得多，而实际上却可能更加棘手，因为无法“对症下药”。痛苦，多是有着明确的内容，像是去解一个极为复杂的题目，虽无能力应对，但至少有个题目摆在面前；焦虑，则或许完全没有来由，从理智上我更无法理解焦虑的存在。
不过关于“痛苦”等等大词儿我不太能够深究，直白了说，没这个资格大谈痛苦。所以也会经常自问：“你可真的感到痛苦，亦或多是惺惺作态，不是说作给他人看，而仅仅是作给自己的？”“惺惺作态”是个“坏词儿”，也有可能这“作态”本身从生理学、心理学或什么学上是人为自己提供的一种保护，通过潜意识深处的“作态”来为自己铸一个堡垒以防过分裸露致使的癫狂。
我只恐怕自己之说愁，就像苏子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一般，二十四岁便道什么“往日崎岖”，我可是看过你的年谱啊，你这少年后面的故事还长，还长……
翻览这一年写得东西，看起来关于宗教的话题总也不断，好像很是一个大困扰。我曾经也的确这么以为，但今日仔细想来，应该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烦扰过我，我是说那些普通的一神教们。什么叫做“从来没有真正烦扰”？我想我是根本不曾设想过真正去服从什么教派的，即使也不知所措过，但我现在自认可以分析这些混乱的缘由，而那最后的一步，则是压根没有认真考虑过的。
更清楚一点的说法是，这种痛苦不是在信仰选择（虽然在这儿我不喜欢用“信仰”这个词，说大了）的层面上的，而是在更浮于上的一层，即如何用理性框架来契合自己已有的信念。混乱的产生，在于另一套理论的出现打搅了我原有信念的理论合法性，原有的理论因为虚弱而易受创，使我不得不去更系统更深刻地思考，去尝试更严谨地为自己辩护，如果这辩护一天达不成，混乱就会多持续一天，如果此状态被拖延得太久，我才会继而动摇更基础一层的信念。
每个人都有一些信念（不必关于神），无论什么方面的、什么程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的信念之上都有一个理性框架，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生活有效地辩护。自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何必辩护？”如果信念是重要的，而相应的辩护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信念还是重要的吗？（忍不住用个比喻再说一遍：如果一个人号称他喜欢阅读，但他毫不选择他阅读的内容，那么他真的喜欢阅读吗？）而在严肃筑建自己的理性体系之时，是不可不去审察其他的信念及其理论的。但我还是会想，两个理念的战争，真的总是相应的两个理性军团的短兵相接吗？自然等到兵临城下时，若数月都无退敌之策，就只能开门投降，改换信仰，可还有一种捷径曰“擒贼先擒王”，何如？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了，理性似乎可以用来辩护信念，但这辩护究竟是足以撼动信念本身的，还是只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罢了？理性有没有可能更多地只是起一种为信念“公关”的作用？如果说唯有得到辩护的信念才是值得持有的，那么信念是建立在它的一套理性说辞之上的；但如果再说我是为了更自信地持有某个信念才去构建它的辩护，那么这时所谓的理性就只不过是原有信念的一把枪、一条狗罢了。又可能这种一刀斩断的切分本身就是武断的，信念与证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儿，但这说法让我觉得有点儿和稀泥。
Doxastic voluntarism 是指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掌控自己是否相信某个事物。而相反意见则认为，信念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自然反馈，人根本就无法选择自己是否相信某个事物。我则以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化了，真实的情况要远曲折的多，比如信念终究是可以更易的，但不是通过一个即时的动作，可能需要长期的氛围烘托、自我暗示等等；而最根本的问题总是，当一个人说他“相信”什么东西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像陀氏说的，“在信仰上是任何证据也不起作用的，特别是物质上的证据。多马所以相信，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复活的基督，而是因为他原来就想这么相信。”我偶尔也会自问，“有没有可能，我所以不相信那一套，并不是因为我自以为掌握了什么逻辑与理性从而自宣击败了谁，而是因为我原来就不想相信？”然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相信”再“加强相信”是个单一方向的向量，“审察”与“怀疑”则是布满整个空间的无限延伸，——凡是信念所及之处，怀疑便随时可过去走一遭，而信念A则永远不会劳烦去撇上一眼信念B的所在。但麻烦在于，若追求这种“布满整个空间”的快感，就要永远浸在怀疑论的阴云当中，对任何信念的“审察”最终都要足以刁钻以使其“现形”，否则怀疑不复存矣，这个，真的是“审察”的目的吗？
但终归排除法还是可以先实施着的。我想，若世上果真有一个全能全知的神，重点是且它还长着一颗寿命不超过一万年并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同步成长的善良人心，我一定会首先感谢它赐予了我脑子，脑子可是个好东西。——又说风凉话，该罚该罚，贪癫痴，我恐已占足了四项。
（还是有必要做个小注脚避免将来的误解：清晰地区分“宗教”和“信仰”两个概念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永远都是自说自话、暧昧不清，今天来看二者，谁也不是谁的子集，它们已然相对独立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更趋向于重视文化沿袭层面，而非严肃的形而上学。至于文化现象本身，则无所谓真伪，无所谓褒贬，是特定地区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的共鸣感与归属感体现，这是其他学科的观察对象，等等这般，可能以后我要把这个专门捋一遍。）
四、
以貌似宏观的心态去假装俯视整个群体，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视角。我总难以戒除这样看待事物的方法的诱惑，它实在太方便且容易使用。
举例说，狗是什么？不消说有多少文人不喜欢狗这一概念化的群体，主要是就其“谄媚”“跪舔”的特性，来讽刺对应的人格。讨厌谄媚之人，便借狗来批判之，而总会因此又真的讨厌起了狗本身。我也多少受了这种想法的荼毒，要让我去站在最高处看待“狗”这一生物，我是会带有鄙夷之心的。可是一旦涉及具体的狗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喜欢狗。这时我想的是，我喂大的这条狗，我曾搭车偷渡的那条狗……我最喜欢的，是轻抚它的头，它便或慵懒或摇着尾，接受我的抚摸，真好。当我轻抚狗头之时，我还会去鄙夷什么“阿谀逢迎”的整体评价吗？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因为它可能引向对双重标准的批判。其中的确有双重标准，但我要强调的是，严肃的评价，是只有对具体的个体才有效的。
有时走在街上，任着左右行人匆匆行过，又远望前路，满满的都是忙碌着的“蝼蚁”们啊，不禁要感慨一番，人呵！不禁要想，造物主是怎样的存在，竟能创造出这么欣欣向荣的一幕？不禁要想，人作为思想的主宰，竟都在这里无谓空忙些什么？我要承认，这种视角开得很畅快，但实在只能带来不切实际的空想与没有意义的误导。只消去问一问具体的一个人，一个人就好，去了解他，问他从哪里来，看他会说“我是亚当，直接被上帝造出来供你在这泛滥感慨”、“我是爸妈生的，我爸卖红薯的，想让我当个艺术家，我妈……”还是“我刚从家出来赶地铁，嘿你不知道约我的那人多有意思，昨天……”
并不必立论说通过群体得出的结论都是错的，结论本身可能是合理的，但这兀自凭空推断的方法常常无效。作为冰冷的旁观者，看到的永远都只是自己希望看到的，若真有心去找到实质性的东西，必须要努力产生共情，理解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唯此才有机会将来见微知著。
不只是对他人的轻易胡乱归纳如此，就连对于自己的理解，我也常犯想当然的错误，原因在于遗忘，忘记曾经的自己是谁，以致于最后会假想一个“曾经的我”放在脑子里。最初我希望整理近一年的日记，在于我认定了这一年是重要的，仿佛有什么飞跃一般的动作在我的脑子里完成了，不似往年那么稀里糊涂、稀疏平常，于是便值得一记。也会感叹自己前二十年都白活了，竟从来不曾加以思维，真乃应试教育之大谬！我是如何以无所谓的态度活了这么久的？难以想象。
为了让自己“获得新生”，我大概要彻底否定从前的自己了，这种感觉实在轻松。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刚刚才长出来，看什么都是新的。进而自己变成了初次拜访地球的外星人，第一次察觉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但即使今天就是终点也并没有关系，那个问题是怎么问的来着，“如果明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过？”这对“新生”了的我完全不是问题，就照常过！我已经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完整地生活过了，现在过一天就是赚一天！那些纠结生命最后一日的人都不曾真正活过，无论最后一天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再快乐，因为心里总有个秒表在催促着。总之，我质变了，我的境界较前二十年高出了好大一截子……
以上的幻觉终于还是被打破了。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是昨晚读了一篇小文，我自己写的，读来却像新内容，头几段是这样：
花园中长着各种草，却很难说出什么草是不该长在那里的。杂草的出现，是伴随着人类的，也正是人类的出现使不是杂草的有观赏性的植物长在了叫“花园”的空地里面。因此什么该长，什么该拔，完全由人类自己的利益决定，没有哪株草事实上是杂草。
理解了这个，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令人悔恨的虚度光阴”和“惹他羞愧的碌碌无为”也就完全成为了个人臆断。他认为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忙碌一生是最有意义的事，这只是“他认为”，不是什么定论，即任何人有理由不相信它，而我们却毫无理由地先背过这段话，再用到作文里，“内化成自己的思想”。我当然也可以“我认为”，看保尔的一生似无头苍蝇，除了为他所认为的解放事业而奔波，就什么事也没做，或什么事也没有不做，这一生真是遗憾，还好这傻小子死前没有觉悟。
……
如果保尔真心认为自己过得很充实，我当然会很欣赏；同理，任何人都有认为自己不虚度光阴的权利，不能以个别人的标准评判所有人的价值。毕竟保尔或者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会知道现在苏联都解体几十年了，他这辈子在我们看来是白折腾了，可在他自己，那绝对是很充实快乐的，这无法改变。
……
最后的落款日期是2011年12月。忽然觉得自己这五年可能真的是“白活”了，车轱辘话转了整整五年，质变个屁。
幻觉破灭的愤怒之余，我必须想到的一点是，“那时的我”真的理解自己在写些什么吗？或者说，“那时的我”与“现在的我”在面对这几段话的时候，所联想到的内容果真是一成不变的吗？似乎我在试图暗示自己当时被“代笔”了，或者只是在胡诌些自己不知所云的东西，——总之，这不再是对“我”的分析，而是彻彻底底对另外一个人的猜测了。
诚实地讲，凭借对自己的了解与回忆，当时这些话大概是针对一类设想的强权的拒斥，或许今天我站在纯粹的人的角度来读，就必然会产生另外的见解。再拿出苏轼那首诗，还是二十四岁谈起人生来气势雄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确实读起来透满了沧桑，但我想等他四十岁，复吟“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时，若回想到当初“雪泥鸿爪”之喻，是否会生发出一丝错乱感来呢？现在我读前人的文章，总要不自觉地留意他们为文时的年纪，这是否暗示了我对年龄的焦虑我不可知，但我知道的是这种好奇心实在太过功利反可能终得不偿失。
本欲为自己的“新生”庆祝，为挣脱了一年苦索的樊笼而大舒口气，结果最后的最后，当头棒喝，发现非但没什么进步，反荒废了中间的光阴只是做了个热闹的梦。至少曾经从未迷茫到过这地步。也许不同的阶段本就无法同日而语，这种比较因为没有控制好变量，所有的嗟叹都成了对情感的浪费，罢了，罢了。
——2017.04.02.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