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学校的课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每天认真听着，大部分的时间也贡献给了赶作业和对着天花板和网上疫情的新闻陷入一点点的虚无和绝望。
这种虚无和绝望，很久之前就裹住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在学校虽然也必须要和周围同学一样努力学习，把成绩弄得不那么难看，跟紧周围的人。绩点、托福、GRE和实习，这些我同学们多么在乎，想尽办法（无论或好或坏的方法）搞好的事情，我却一点都不在乎——在我努力让我自己去在乎的多次尝试后得出的结论。努力做作业，说服自己花一大堆时间看完老师的ppt，写完作业，进行实际产出微乎其微的走过场般的小组讨论——多么宝贵的时间，为什么要花在那么不值得的事情上。
大学那么长的时间，却好像再也没有体会过短短高中三年学到东西的充实感和前进感，高中的时候，语文课讨论诗和散文，数学课讲博弈论和金融，英语课读《The call of the wild》，到了大学以后反而感到许多课的深度并不太够，又由于绩点的竞争激烈，花时间在套路上，为了得分而写得长篇大论是相比起真正学到一些知识更常见的情形。甚至还有因为真的想去弄明白一些问题而搞得和老师之间不太开心的情况。
大一的时候，大部分同学还处于一种后高考时期，我所在的自然科学试验班又是被号称“高四”的那么一个地方，大部分人每天都卯足了劲去刷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尤其是我的高中同学们。我的高中在我的大学里简直是最有存在感的存在，我的高中同学们自然也不想甘拜下风，于是我发现我自己又陷入了一个伤脑筋的循环（这种循环在高三也出现过）——明明眼前的东西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无用，又不想学，但看着周围的人奋斗的身影，他们对于考一个好成绩的在乎，逼着我自己都想说服我自己，这么生活是有意义的。
但我仍然看不到意义。大一上，我精心创作的短篇故事被一个敷衍了事的美国老师不顾细节地打了一个平均分——我甚至连想和他讲一讲这个故事的细节的机会都没有，他把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却又不向我做任何解释；大一下，英语辩论课，英国外教的给分遵循着谁的发言最多给分，全然不顾发言的质量和发言的次数往往是成反比的这件事。虽然我学到了议会制辩论这种形式，感觉很开心，但这种给分方式和老师对我的发言做不出任何回应的日常却让我感到窒息。还有政治课、军事理论课、通识课，其实很难说我在这些课上完完全全啥都没学到，但我想之所以上了大学还开设这样的课多半是为了让我们能从这些课上获取一些与本专业不同的思路。而大学里的理科课和文科课带给我的并不是思路上的启发，多数的情况是刷老师上课的ppt，将这些不同领域的细碎的知识点装进脑子，考试考出来就算完事儿。
大一的时候，我开始抽出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看电影——但这件事在这所精英大学里仍然会被自己的焦虑情绪和周围人的目光视作“不务正业”，但此时的我已经足够厚脸皮到不在乎周围的眼光了。最先看的是《爱乐之城》，看完以后就萌生出了"学电影”这个想法。已经有足够多的影评讲这部片子，也不觉得我自己的语言能讲好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教会了我什么是视听语言的魅力（还加上爵士乐），经典叙事的改编（爱情），和电影能达到的艺术上的和谐。然后就是去谷歌Damien Chazelle的履历和采访，从这样一位电影人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和大学老师不一样的力道。无论是一语道破技艺要诀的语言，还是对电影这门艺术也好、技艺也好的信仰，还有圆滑周到的处事方式——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他身上存在一个比大学老师和周围同学们更大的能量场，外加上审美上和人生观上和我近似的理想主义或是不经世事，我瞬间对这位导演和他选择的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原来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存在的，并且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但我对电影这件事的想象却并不单纯，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将其视作一个纯粹、不可触摸的或是阳春白雪一般的梦想，因为从小到大在应试教育体系的竞争经验和做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教会了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一个东西的过程是何等的复杂和艰难。你会不可避免地遇见将你视作眼中钉的人，你会遇见和你假装做朋友然后偷走你的想法的人，你会遇见对手，你会遇见傲慢的前辈，你会遇见倦怠期和无数自我怀疑，你会没钱没资源。所以一开始我对做电影这件事的定位就是，这是一件比高考考进名校更困难的事情，我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好的合作者或许还有一些手段。
但是虽然心里种了这么一个梦想，但是现实是我还是要在一个国内不错的大学读完本专业的书，耐心地将所有的GPA刷高，去一个美国的好的研究生项目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同时抽空完成电影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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