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把那古往今来的簿子横看竖看地寻摸了半天，最后发现那些所谓历史的书上，表面上写的啥鸟仁义道德，其实经过凡事总须研究地研究了一下，便看见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而我也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天天看一些古时今日的白话小说，发现现在的一些作家，也像写《水浒》的那个鸟文人施耐庵一样，当面撒谎，龌龊不堪。这就充分说明了，不怕流氓没文化，就怕文化人耍流氓。
譬如，写《水许》的施耐庵那厮，恃才傲物，信口雌黄。他写的侏儒武大郎，眼睁睁地看着西门庆，不是弓虽女干地把潘金莲变成姨太太，而是颠倒黑白地写成潘金莲婚内出轨，跟西门庆勾搭成女干，还把西门约为默契十足的火包友。
其实真正的情况是，武大郎和潘金莲还真有，这就是说施耐庵不是空穴来风地瞎说。但古代人根本不像当下，说是写什么小说，小说允许虚构，也可纪实。但前提是纪实小说就必须真，包括人名和事情，最起码八九不离十。
但问题的关键是，武大郎叫武植不错，他根本不是卖炊饼的，也没有一个可以杀嫂的兄弟叫武松，他是一个在阳谷县当差的贤明的县官老爷，口碑很好。
而潘金莲更是一个富家千金小姐，在武植未发迹时，就爱慕上武植了，并通过家人资助武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而且在武植考中前就嫁给武植了。
武大郎也不是侏儒，潘金莲也不是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的荡妇，更无跟西门庆苟且之事。而他们无故躺着中枪，是由于武植的一个发小。
那人来找武植借盘缠和生活所需，要回家救急，这就像红楼中的刘姥姥初进贾府，她跟这位仁兄一样也是打秋风的。
这就怪武植过于仁慈，他也没说借不借银子给这位仁兄，他只留他的发小在府里玩耍，而且还天天大鱼大肉地款待他，这样过了十多天后才打发他回家，盘缠是给他了，但并没有资助他以解家人揭开锅盖之需。
这位仁兄因此把武植在心里恨上了，他就在回家的途中编排了一个评书，把武植写成一个卖炊饼的侏儒，还无可奈何地戴上了绿帽子，最后还被潘金莲伙同王婆，用西门庆拿来的砒.霜，把他药翻了。
评书中更是把潘金莲写成一个张员外家的丫环，因跟张员外勾搭成女干，被张家的河东狮吼不容，把她贱价卖给了武大郎，意思是惩罚她，贱人就是贱货，把她卖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三寸矮矬丁武大郎，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节奏。
武植和潘金莲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何惧鞋子歪，根本不把这本评书当回事。而那位编排他们的仁兄回到家一看，才知道武植已派人把他家风雨飘摇的茅屋修葺一新，一幢楼房拔地而起，还留下一百两雪花银，让他家买田置地，从此在村里成了一个小财主。他不禁懊悔万分，但评书已出，他也没办法去更改了。
古语云，好人有好报。又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但这些话用在武植、潘金莲和那位专门恶语中伤别人的人身上，显然不适合。理由是，武植和潘金莲本来是好人，不谈千古留芳，但最不济也不应该遗臭万年吧；而那位仁兄理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但特么地啥事也没有。
而施耐庵作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旧时文人，也为了养家糊口就推销他的话本小说，根本不顾那位仁兄写的评书的真伪，他就把这段传说写进《水浒》中了。不过，据说施家后来三代都有家主一生下来就是哑巴的事，相传这是上苍在惩罚施耐庵这虚伪的老头胡说八道。
而当下一些作家，如那个拿巨奖的作家，他把他们村里的人，就用真名真姓写进书里，人家活得好好的，他却把人家写成因去抗日设埋伏打击倭寇，全部为国壮烈捐躯。有人不服，去问他那九十多岁的爹地是咋回事，他爹地还捋着胡须煞有介事地说，写的小说嘛，又不是真的。好像他爹地也是一个作家一样。
所以，写小说还是要谨慎的，譬如，写一个人偷喝作家孝敬父亲的酒，其真相却是这个曾给作家雪中送炭的人，到最后这个作家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专门请了跟这个人相依为命的父亲去喝酒，却偏偏就没有喊他写的偷喝酒的人去吃饭，至今那个人还耿耿于怀：你这不是埋汰人家吗？！你在人家接济资助你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你就是这样报答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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