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离职

最近，国外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新的职场术语Quiet Quitting，直译过来是“静默式离职”，也有人翻译成“精神离职”。这不是指真的辞职，而是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有人戏谑地说，“精神离职”就是“人在工位、心已离职”“我司雇我在，人在心不在”。

根据国外求职网站Resume Builder的调查，有1/5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处于精神离职状态；有1/3的人承认自己把每天的实际投入工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还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就算被老板发现自己“精神离职”的状态，也不在乎。

这个词在国外走红之后，最近也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发职场人的热议。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精神离职”现象？有人认为，这是由个人的职业倦怠期引发的，需要自己调整心态；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个人现象，而是当代职场人对“无意义工作”的一种消极抵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过一本书，叫《毫无意义的工作》，痛斥现代社会有40%的工作都“毫无意义”，被迫长期从事这些工作是对人最大的折磨。注意，格雷伯重点批判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不是通常认为的流水线工人、快递员等蓝领岗位，而是很多看上去很高级的白领岗位，比如企业律师、金融服务业人员、中高层管理岗位等等。

为什么这些本来知识浓度很高的工作，会让人觉得“无意义”？格雷伯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社会过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他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叫库尔特的人，他为德国军方工作。具体来说是：德国军方把与信息系统有关的工作外包给了一家私人公司A，这家公司A把其中的后勤业务分包给了公司B，公司B把后勤中的人事管理部分分包给了公司C。这位库尔特就在C公司上班。

如果德国军方的一位士兵，要把他的办公桌搬到隔壁办公室，他需要首先填写一份表格，由A公司审批后发到B公司，B公司审批后发给C公司，C公司负责人审批后就会发邮件给库尔特：明天早上10点去XX营房处理搬工位事宜。

通常情况下，营房离库尔特住的地方有两三百公里，他需要开车几个钟头到营房，和后勤派来的另一名工人一起，帮士兵把电脑搬到隔壁后，拿出一份十多页的表格让士兵填写。“所以，本来这个士兵扛着计算机走5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小时车、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注意，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虽然听起来极端荒谬，它其实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过于细致的劳动分工。

第一，过于细致的劳动分工，不但不会提升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就像库尔特的例子，直接取消这个岗位，会让后勤部的运转效率更高。

第二，过于细致的劳动分工，会让工作丧失意义感。

这是有心理学依据的。早在100年前，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无意中抬胳膊的时候，发现他旁边的铅笔动了，再抬一下胳膊，铅笔又动一下，这时他会感到非常开心，“自己的所作所为竟然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

格鲁斯由此认为，这是人的一个基本心理需求，叫“身为原因的快感”，也就是，自己是推动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是成就感的来源。而当分工过于细致，一个人只能负责整个业务链条上的一小段时，无论你做得好坏，都对最终的业务结果没有明显影响。这样一来，我们就被剥夺了“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也是工作无意义的来源。正如德鲁克说的：一个人的工作必须拥有最低程度的完整性，他才会感觉到工作的意义，否则工作就只是强制劳动。

第三，过于细致的劳动分工，会让人失去持续成长的机会。之前总是强调，个人要在某个专业分工里深耕才能持续精进。但其实，大部分岗位的工作技能，是在入职的头一两年就完全掌握了，剩下的时间都在无意义地重复。最快的个人成长路径，恰恰是打破岗位分工，横向拓展工作内容的边界；不是对某一小段流程负责，而是对一个最小独立闭环的项目结果负责。

你看，这多少有点反常识：亚当·斯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人类学家格雷伯都指出，劳动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过细的劳动分工会造成岗位冗余、剥夺工作的意义和个人的成长路径，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效率。也许，每个企业都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组织内部最合理的岗位设计和劳动分工方式。

       现在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为了应试，分工越来越细。老师眼里只有片断，卷得只剩下考试了。完成片断就成了意义。老师心里有只有考试，教了五年以上的中小学老师，基本就是中小学知识不平了。安徽某县组织高中数学老师考高考试卷，结果分数那叫一个低啊。如果全国中小学老师不要说考高考全科了，就是他们所教的科目，也只知道所教的这部分知识的片断。更别说这门科学的发展与意义了。

       中小学老师可以说99%以上都是处在精神离职状态。因为他们做的就是客观题。不需要他们有才华，因为有才华的人一般也不选择做中小学老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没有才华的老师来当老师，教育就是越来越没办改革。

        就是这样卷着吧！孩子没有了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