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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中国用银虽有很久的历史，但西汉及以前，只作工艺上的用途。西汉武帝时的白金币，可能锡多于银，而且一年多便废了。东汉以后偶有用作支付工具的。自五代时起，使用渐多，金人曾铸承安宝货。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得十足的货币。所以对白银购买力的研究，没有很大意义。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至于其曾否铸成钱形，对于研究它的购买力，并不重要。
中国的银锭虽然也没有一律的成色，但相差比较小，而且用来表示价值时是要折合成纹银计算的，以白银计算的物价都是以纹银为标准，而不是指以某种成色的白银为标准，这对于物价的研究方便多了。
中国的物价中，记录得比较详细的是米价，这正同欧洲的小麦价格一样。欧洲有人以为小麦价格在长期看来，最足以表示物价的倾向〔 240 〕。中国的米价也是如此。所以在没有物价指数的古代，用米价来代表，是相当正确的。有时研究一种重要消费品的价格，比研究物价指数还更具体，尤其同外国作比较研究的时候。因为各国编制物价指数的方法不同，采用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比较起来，有时不能令人满意。倒是从某一种重要商品的价格的比较上，可以看出两国的情形来
如果把各皇帝治下的米价来作比较的研究，则洪武年间的平均米价每公石约值银四钱六分，永乐年间二钱八九分。永乐年间本是明朝一个膨胀的时期，但那是用宝钞膨胀，白银的购买力高而平稳。宣德年间每公石平均为二钱九分。正统到天顺的三十年间每公石也是二钱九，还是相当平稳。
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银成了十足的货币，尤其是自 15 世纪的 30 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用银的禁令，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银。白银的购买力，也正是这时候最高。当时大明宝钞还在发行，民间则使用白银，特别是在纸币贬值的条件下，人民追求它来保持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白银购买力的提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除用兵之外，还有朝廷的奢侈糜费。各皇子结婚，要向国库支取巨额费用，使户部宣告破产〔 257 〕。又如政府冗员之多，也是历来所少有的。刘体乾曾就这点作一比较，他说历代的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朝冗员很多，到三万四千员，但本朝自成化五年起，单是武职就超过了八万人，文武职合计，在十万人以上〔 258 〕。末年民谣有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风水观念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人们生而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个人的得失、家庭的盛衰，诸凡吉、凶、祸、福以及荣、辱、贵、贱，都不一定同个人的品德、才能、成就或贡献相适应。一部分人就拿起武器来斗争，想用武力来改变社会，另一部分人就相信命运，相信风水。这点对于中国古代采矿业的不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美洲的白银在运回西班牙的途中，一部分为英国人所拦劫。英国人到东方来做买卖就是使用这些美洲白银。这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但到崇祯十年才派遣凯瑟琳号（ Catherine ）来中国。不久英国发生革命，船只来得很少，所以在明朝带到中国来的白银不多。
实际上，万历年间的物价，很少有不比洪武年间贵的。例如胡椒，洪武初年只要白银一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七钱一斤；朱砂在洪武初只要八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三两六钱一斤；铜一斤由五分涨到一钱五分；锡一斤由五分涨到九分；铁一斤由一分二厘涨到四分。
8 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一本《应答歌唱集》的价钱可以买到两头牛还有余。后来由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但到 13 、 14 世纪才普及。一直到 15 世纪，还是主要靠手抄本。而中国则不但刻工便宜，印工也便宜。《金瓶梅》提到印刷绢壳经一千部，每部只花三分银子。在帕维亚，两本《应答歌唱集》的抄写就花了三十六个佛洛林，插图和装帧花了十九个佛洛林，每册共花了二十四两银子。
中国在明代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国子监五经博士是一个从八品的官，月俸米六石；儒学教授为从九品，月俸米五石。在 15 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大明宝钞贬值，博士也好，教授也好，每月的收入还值不到一两银子，但正德年间改以白银支付，于是五经博士每月约可得到四两二钱银子，教授每月三两五钱。单从银两数目上看来，倒也和帕维亚大学的教授差不多，但对书籍的购买力，就有巨大的差别了。就是以帕维亚大学教授的最高年俸三百佛洛林来计算，每月约合白银二十一两七钱五分，只能买到一两本普通书。中国的五经博士每月可以买到像《鹤林玉露》那样的书八十四册。明末一个私塾的老师只要有三五个学生，每月就可以拿到一两银子〔 287 〕，可以买到几十本书。所以中国的读书人藏书一般都比较多。
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书籍的购买力，不能代表他们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不能代表他们的生活水平。帕维亚一个教授每月若拿到五两四钱银子，就可以买到十一公石以上的小麦〔 294 〕。正德年间一个国子监博士每月拿到四两二钱银子只能买到十公石多一点的小麦，若买大米，还不到九公石。而中国的数字比意大利的数字要晚几十年。至于帕维亚大学中少数高俸的教授，其收入就要远远超过中国的教授或博士了，甚至比中国的国子监祭酒的收入还要优厚。
明代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在嘉靖以前，是以纸币问题为中心，嘉靖以后，是以铜钱问题为中心，各种理论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而提出来的。
到了天启崇祯年间，由于国用匮乏，银和钱都不能任意增加，因此又有人主张行钞。如天启年间的惠世扬、崇祯八年的何楷以及十六年的蒋臣等。在朝的倪元璐和王鳌永等也赞成蒋臣的行钞计划。蒋臣的办法和邱濬的主张差不多，主张要十足准备，一贯合银一两（实卖九钱七分）或铜钱一千文。
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也许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它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不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不论在货币史方面和钱币学方面都是这样，钱币学因为应当以实物为主，所以成就更加小。实际上明代没有真正的钱币学著作
高利贷显然很盛行。明初的沈万三是有名的高利贷者〔 328 〕，老实的农民看见他有那么多钱，以为他拾到了聚宝盆，其实放高利贷就是他的聚宝盆。大概城市中放高利贷的人很多。据说正德三年的时候，各省布政司赴京朝见皇帝，刘瑾要他们每人送银二万两才放他们回去，他们只得向北京的“巨家”借贷，回到本省，括敛民财，以便加倍偿还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思宗曾下令叫户部对于兑会一事，多方鼓励，一面派人到各关去办理付现的事，一面禁止官吏勒掯少付，并奖励兑银特别多的官吏〔 377 〕。当时军需浩繁，政府想借此收入一笔现款，这也是借债的另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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