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出生的托尔克维马达与《乌托邦》的作者莫尔都是天主教徒与大法官，都反对异教徒，不过莫尔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反对，托尔克维马达却利用宗教审判让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莫尔是真正的教徒，托尔克维马达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借“信仰”之名谋私害人、制造灾难。在权势压倒一切的时代，托氏之徒总是横行于世，恶必胜善。恶胜善，原因在于强制，除恶之法，在于自由。人可以信仰各种“主义”，但自由先于一切“主义”。
以上就是秦晖先生《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87页-115页）一文所要表达的观点。
1.仇恨是祸首
在不少人看来，乌托邦等于空想，也许会导致集体的狂热和灾难。秦先生却说，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乌托邦，人为了乌托邦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能突破道德底线。那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其实不是被乌托邦的思想所蛊惑，而是故意打着乌托邦的旗号害人、谋私利。
乌托邦思想本身无害，坏人利用这些思想谋私利，它才有害。问题是，希特勒的信徒都是坏人吗？显然不是。这些信徒“接受他所说的话。涌向他的群众从他身上同时感受到一种即将解放和实现愿望的信心”（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高年生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377页）。纳粹不蛊惑，不可能如此伤天害理。当然，纳粹党中肯定也有坏人，但他们只是顺势做些坏事，起不到主导作用。
照这样说，难道是乌托邦思想本身就有害吗？
同样是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的乌托邦，为什么让很多美国人结成团体专心于公益，却造成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原因也许是，美国人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686页），没有类似法国大革命前的不平等造成的仇恨，大家可以齐心协力。而当时法国的教士、贵族与平民却互不信任，互相伤害，最后实在受不了混乱的局面，宁愿忍受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社会分裂和党派之争也随处可见，人民群众对国家在走下坡路非常失望，最后把鼓吹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希特勒推上了舞台（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高年生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377页）。所以，非民主的国家，人民群众一旦有权利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最后也许就选出一个希特勒或者拿破仑。希特勒之后，德国人的自律让他们很快恢复了元气，拿破仑之后，法国却动荡了一百多年。我们的素质高于当时的法国人吗？
所以不是乌托邦害人，也不是坏人害人，而是不平等造成的仇恨在害人。
2.低劣不平等
不是说，不平等一定造成仇恨，托克维尔所考察的美国，不可能人人平等，现在的美国更不是人人平等（这里不谈白人、黑人的不平等），全球化让不少白人大叔失去了工作，他们不喜欢致力于全球化的政治精英，所以选了个口头上为他们代言的经济精英、政治素人特朗普。虽然这些白人大叔有不满，但只是在选举投票时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没有多少仇恨的意味。生活还得继续，美国的社会自助团体也不计其数，他们的生活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人，并不自觉卑微，仍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物质上的不平等，如果不过分，并不打紧，关键是心理感觉不平等。
在非民主体制下，如果人人都凭真本事吃饭，一般人也不会嫉妒，如果凭背景、关系谋取私利，有人就会眼红。一旦体制变为民主的，这些人就会想，之前那些富二代靠拼爹立足，我现在为什么不能靠口才蛊惑老百姓来谋取高位呢？这种想法会造就大量野心家。如果20世纪初的德国不是从非民主转向民主，希特勒这样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出人头地。单单希特勒愿意蛊惑，民众不上当，也没事。问题是，为什么民众愿意上当呢？因为他们怨恨那些有权有势者不正当获利，蛊惑者可以利用这种怨恨的情绪。民众把工作分为三六九等，越是干底层工作的，越不坦然，总是梦想更公平的社会，蛊惑者可以大谈公平、公正来鼓动他们。可能还有人说，因为民众不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这就扯到了教育的问题上。
以前印刷术未发明的时候，读书、学习只是少数人的事，当然不指望大多数老百姓独立思考。现在传媒如此发达，但指望老百姓独立思考，似乎更加困难。中国古人出书，主要目的是教化，现在的传媒，主要目的是迎合。在迎合民众喜好的大背景下，指望学校教导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枉然。美国的市场经济那么发达，传媒必然讨好民众，所以我不认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失意白人大叔多么会独立思考。蛊惑者没能在美国横行，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没有太多怨恨的情绪可以利用，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天天忽悠，即使忽悠成功，当了官，得到的好处也有限，经商的好处远远大于从政的好处。
总之，要让乌托邦害人，不平等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官员等级越高，特权越多，不正当获利越多；其次，在老百姓眼里，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总认为自己做着低贱的工作，对那些不当获利的上层精英有一种怨恨；再次，在精英眼里，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官本位思想严重；最后，因特权获得的不正当财产，被认为是劫贫济富，不应当受保护，一旦陷入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对特权的解释会相当宽泛，也许一切私人财产都得不到保护了。
3.自由非目的
有了以上几个特征的社会，试行民主时，精英争当蛊惑家、野心家，老百姓成暴民，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秦先生所说的“坏人”，倒说得通。不过，秦先生说的坏人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人，认为专制社会盛产这种坏人。而那些口才了得、争当蛊惑家的精英，在非民主社会，不一定趋炎附势，也许只是默默无闻的销售骨干，成为暴民的老百姓更不会见风使舵，只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存在特权、贵贱之分、民众的怨恨、官本位等现象的不平等可以称之为“低劣的不平等”。所有这些现象在民主制和非民主制国家都会出现。在非民主制国家，一旦民众被蛊惑，混乱会比较严重，因为民众从未如此自由，不知道自由行动的后果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制国家，因为蛊惑每天都在进行，民众一开始被政客牵着鼻子走，尝到了政客口中“自由”的苦滋味，后来看清政客的嘴脸后，可能连行动的欲望都没了，因为不管怎么行动，都是政客占便宜，自己吃亏，当然，如果出现一些特别有魅力的政客，民众还是会被煽动起来，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难道就是害怕混乱，就听任这些低劣的不平等一直存在吗？难道民众因此就不能去自发追寻理想的乌托邦吗？如果不怕法国曾经经受的那种一百多年的混乱，当然可以去尝试。即使动荡几百年以后，往好处想（往坏处想，是不堪设想的），中国达到了法国现在的社会状况，难道我们就满意了吗？我们也许是感受到更多的自由，但是自由不能当饭吃。人们喜欢把美国看成自由和强大的典范，似乎自由了必然就强大了，这是一种幻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的理解更加深刻，但美国说话的分量还是最重。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公司，职员可以畅所欲言、自行其是，特别自由，那是一盘散沙；老板运筹帷幄、独断专行，公司才可能不断强大。独断老板的公司，也许强大，也许倒闭，讲民主的平庸老板的公司，必然关门。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公司，是一回事。
4.幸福最重要
有人会反驳说，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他们知道如何最佳地配置资源，所以公司需要他们说了算。而政客正是不知道如何配置资源，之前的计划经济才把社会搞得一团糟。当然，如何把某个公司的业务做大，这不是政治家的强项，但如何组织所有的公司将各种业务做大，这是政治家应该做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政治家更是稀缺资源。企业家少一点，最多日子苦一点，政治家少一点，弄不好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企业家制造财富，政治家决定幸福。政治家需要把民众分成很多类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组织不同类别的民众，发挥他们的潜能，为社会做贡献。选举、社会自助团体、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法院等等，都是组织民众的不同方式，至于如何去组织，只有政治家自己去考量，老百姓可以提醒政治家某些方面做得欠妥，但不能代替政治家做决策，就像员工不能代替企业家做决策。
总而言之，自由固然重要，但自由应该是达到强大的手段，如果某些自由让国家变得软弱落后，我们宁愿不要这些自由。自由是手段，不是目的。
不过秦先生不这么看，他认为，专制造就趋炎附势之人，毁了乌托邦。欲挽救乌托邦，必须除专制、得自由。虽然我们不认为是趋炎附势之人毁了乌托邦，但我们赞成，专制造就趋炎附势之人，专制也造就上面所说的“低劣的不平等”。但是，专制不是一种体制，而是一种现象，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都可能存在专制。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反对非民主体制，更不意味着赞成民主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下，我们都可以反对专制。反对专制也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是为了获得幸福，现在的我们比80年代自由多了，可是并没有幸福更多。幸福是什么？我们不指望工作是一种享受，至少工作不是一种负担，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懂得享受生活，那些没法找到工作的人，至少可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至于失去尊严，得到帮助不是不劳而获，社会应该帮助他们重新找工作。工作不再有贵贱之分，每个人都能自得其乐。自得其乐的“快乐”不是个人主义自私的快乐，快乐无法分享，将毫无价值。这虽然是一种理想，但值得我们为之奋斗。这样谈幸福至少比较具体，像秦先生那样抽象谈论专制和自由，只会让人厌恶非民主体制，赞美民主体制。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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