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倒了，世界更糟糕了。

前天看到滴滴出事的新闻时，我在沙发上吹着头发刷着微博。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停下吹风机又确认了一遍：没错，滴滴又出事了。央视新闻发布，浙江温州，大白天，二十岁，先奸后杀。

心里咯噔了好一下——受害者，和我一样大。

——如果她是我呢？

换句话说，谁能保证“她”不会是“我”呢？

前段时间曝光的一堆形形色色的性骚扰、强奸案件尚未平息，却又一波接踵而至。

除了作为社会女性群体一员本能的恐慌，我更多的是失望。这个社会怎么了？

滴滴顺风车频频出事，而讽刺的是，我第一次知道“顺风车”这个概念，是通过一位社会学家的著作，其中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的正面实例。

分享车辆乘坐资源的“蹭车族（slug）”的概念其实最早适于1973年，彼时美国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宣布95号州际公路从南郊到哥伦比亚特区路段的内向车道为HOV-3专用道，即高乘载车辆（high-occupancy vehicle）通道——这意味着高峰时期，每辆车在此专用道上必须至少乘坐三名乘客。

于是就有了“蹭车族”的现象，且渐渐自发形成了一系列运作的秩序和规矩。每天早高峰时期，便会有人井然有序地在某一固定地点排队，一旦有车路过停下，便会有两到三位通勤者钻进车里然后一路向北去往华盛顿市中心。

作者在这个例子对于这种现象表示由衷赞叹，它仅仅出于通勤人员希望上班更快更便捷的欲求——他们在合作规则上自发达成一致，没有人刻意营造出这个体系，不是政府、历史、宗教等威权系统预先设定了规范——这项政策所背景下产生的自发秩序，将司机和乘客的往返路程时间平均减少四十分钟。

作者由衷赞叹的是“蹭车现象”产生的自发秩序，更是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以及网络普及取代科层等级来重构商务关系，社会资本已经变得愈加重要。

回头再来对应我国近年兴起的顺风车，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得不承认，相比传统的出租专车，纵观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顺风车对社会出行方式的改变，对人们生活所提供的便利，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从司机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网约车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针对那些就业困难的底层人口。

可以说，上述“技术的进步、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以及网络普及取代科层等级来重构商务关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就业压力。

而这次事件被免职的两位高管，对于顺风车前景的展望，似乎正好照应了那位社会学家所赞不绝口的“社会资本”。

只可惜，眼前的事实并没有如那两位高管、那位社会学家所预期的完美。

事出之后，我稍微研究了一下网络舆论。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强烈谴责性侵案施暴者，对受害女孩表示痛心疾首，以及强调女孩子出行注意安全的；二是对滴滴公司表示失望愤慨的，强烈要求顺风车取消，滴滴App下线的（在这里我就不一一截图了，对这件事有作稍微关注的应该都比较清楚）。

还有一些扭曲言论：比如主观臆断受害者自身也有问题否则也不会导致性侵案件发生种种，在这里我也不提了，反正早就有其他人去骂他们了。还有一些少数奇葩言论（例如我朋友圈里就有人认为这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罪恶渗入导致的，还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我：？？？？），在这里也不提了，就当是丰富了言论自由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好了。

在这里我想问的是，舆论的第二阵营的目标若实现了（即滴滴倒闭），会带来第一阵营所理想的、那个更美好的社会吗（即性侵案件就此减少）？

答案是：不会。

关闭一个不负责任的垄断公司，似乎和减少一个社会的潜在性侵犯罪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降低一个社会犯罪率的基本方法有许多：提高整体受教育水平，维护家庭结构与收入稳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明确措施，加强执法力度，加大处罚力度等等。

然而，这所有的措施都只能无限提高犯罪成本，而永远无法独绝犯罪现象。

我一直很推崇这句话：

“没有能力去作恶的人不值得因其善良得到称赞。没有权力的所谓“善良”，充其量只是一种懒惰，或是对欲望的无能为力。”

假设一万个司机里有一百个有过性侵乘客的念头，其中有九十九个会因为犯罪成本望而却步，所谓“无权的善良”；而或许剩下的那个，是个变态。抱着“我就算去死也要XX这个姑娘”的心理，会防身术也在劫难逃——被动防御，不敌他是要你的命。

不是说滴滴和这一系列案件没有关系——诚然，这家独占中国网约车市场九成市场份额的垄断公司，它如此傲慢，以至于醉心于扩张与资本运作，无心关注安全管理、客户服务、责任意识这些一个有最起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企业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元素。

而且，滴滴这次的行为，伤害的不仅是那些受害女孩与她们身边的人，也是所有潜在的受害者群体，以及整个社会一点一滴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

就像梁文道在早些年《信任：最重要又稀缺的社会资源》中写道的那样：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

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然而，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

有多少社会资本可以重来？一副好牌，就这样被滴滴打烂了。

如今，顺风车被取消了。这个社会，社会中的女性，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与不安，同时，如润滑剂般一面降低社会运作成本一面推动社会有条不紊地发展的社会资本干涸，信任也轰然倒塌，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甚至如同又回到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人人相互为敌”的原始之中。

惨绝人寰的案件的发生，强奸犯的罪恶，滴滴的不负责，顺风车的取缔，舆论的呼声，然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似乎是个严重的恶性循环。

今天下午一个人在家思考这件事的时候陷入了一种无解：案件的发生无法杜绝，由于滴滴公司责任感的严重缺失，顺风车的取消在这件事中似乎也不可避免。然而，若滴滴真的由此——如网络言论所愿的那样——倒闭了呢？

结果是犯罪率更大幅的提升。

网约车所代表的共享经济，是公认的当代最具开创性的市场发明之一。不仅促进了消费，更是对于收入微薄或者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群提供了一个补贴、甚至就业的机会。而在共享经济时代之前，找到一份这般低门槛、高回报的收入途径，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这样一个“大到倒不起”的企业的倒闭，所带来的，除了生活出行的不便和成本的上升，与我之前所说的社会资本的流失，还有就是，意味着大量就业岗位的关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失业率与犯罪率，呈正相关。

失业群体的心理负面效应，比经济上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经济来源短缺，长期缺乏社交互动，与心理阴郁的淤积，长此以往，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隐患。

然而，现在的舆论导向，似乎愈发将针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引向更多的行政管理和限制。如此下来，开放先进的共享经济将会逐渐退化为传统封闭式经济。而且更重要地，在这样的制度体制下，我们并不会得到更加安全舒适的服务，性价比和消费质量甚至会有所倒退。

想到这里我真的很难过。或许是我思维不够宽阔，钻进了死胡同（我希望是这样），或许这个矛盾确实是一种无解。

若是如此，那么在如今滴滴不可避免地衰败之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糟糕的世界。

我无法在这里呼吁重建社会资本，继续推崇开放共享经济等等——被欺骗以后妄想立即重建信任，可能吗？

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如果我们对于这次教训的反思，若只有一条“拒绝滴滴，从我做起”，那么其作用充其量只会像早些年试图单纯用赶独裁者选举舞弊者下台的方式以直接获取民主而盛行的“颜色革命”——是绝对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