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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是怎样变成啄木鸟的

夜莺是怎样变成啄木鸟的

作者: 石凌 | 来源:发表于2023-11-03 08:26 被阅读0次

    2011年冬月,我去北京参加“散文世界”杂志举办的当代散文研讨会,认识了几位天南地北的文友,何春华先生是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当晚,主办方举办了联谊活动,大家各显其能,何春华唱了一段苏州评弹,虽然我一句也没听懂,但对他歌唱时的情态却记忆犹新,他那略显沙哑的男中音自有一股深重的忧伤。他时而拖声,似在表白什么;时而抑扬宛转,像在深情回忆;时而铿锵吐词,似在说服某人……此前,我对苏州评弹这种地方小调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活动结束后,已到午夜,我们步行回宾馆,经过日本驻华大使馆时,何春华先生主动与我说话。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吴越方言口音,我需要几次才能听明白。正是在那段路上,我对何春华先生的文学观有了一点了解。他说,好的文学都是血液浇灌出来的花朵。

    第二天,我们各奔东西,回了彼此的家乡,他在江南镇江,我在西北平凉。我们在尘世中匆忙穿行,相忘于江湖。

    2013年冬天,我与何春华先生再次相聚于“散文世界”的旗下,那一次,我们共同聆听了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散文大家林非先生、评论家井瑞先生与苏伟先生的讲座。下午,我有幸与钱理群先生、井瑞先生、苏伟先生、何春华先生共进晚餐,再次近距离聆听钱理群先生对历史、人文与时事的精彩评析,那种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深深地影响了我好几年。何春华先生虽然比我年长,但非常谦虚,他一直侧耳倾听。我仍然听不懂他的口音,他只得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下:真的文学都是从血管里流出的血。其时他正写散文《压在心上的坟》。后来收到他的散文集《行走人间》。

    第二次北京相遇,我们互赠了散文作品集。至此,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多了一位同行者、一位砥砺者、一位良师益友。回到家乡不久,何春华先生就写出了阅读拙作《素蓝如瓦》的读后感,对我的写作给予肯定与鼓励。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出版,他网购了10本送人。女儿在上海上学后我曾想着路过江苏时去看看何老师,无奈疫情爆发……

    2023年8月最后一天,有事想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打电话无人接,发短信,回复者称是何春华先生的女儿,她父亲已于2022年6月8日因病去世。

    在无法预知未来的时代,活着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愿何先生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刚健如昨!

    夜莺是怎样变成啄木鸟的
    ——读何春华先生的长篇散文《向左向右》

    何春华先生早期的散文格调轻灵,着力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部分散文属于“心灵鸡汤”类,有明显的报纸副刊的味道,阳光有余,缺乏痛感,深度不足,这与他多年在地方媒体担任主笔有关。他的写作是从电台报道员开始的,地方媒体往往是地方政府的传声筒,报喜不报忧。因此,副刊散文大多短小精悍,厚重不足,适合人们在茶余饭后阅读,但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约十年前,何春华先生的散文风格开始转变,散文的意境逐渐开阔,题材更加多样,既有叩问灵魂的反省、救赎之作,也有关注民生的探究、思考力作。何春华先生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向左,向右》是他散文的集大成之作。《向左,向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交织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史、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展现的却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与底层小人物的奋斗史。作者在《向左,向右》中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姓有名,形神毕现,每一章既可单独成篇,联起来又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建国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应该向左,还是向右所困惑,何春华先生也不例外。《向左,向右》充分展现了小知识分子建国后受各种政治思潮影响,思想的波动与灵魂的嬗变。

    翻开《向左,向右》,就是走进了何春华先生的精神故乡。《向左,向右》既是他心路历程的纪实,也是这种转变的探析,沿着作者成长的轨迹与思考的纹路,读者可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人性的深处体察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生命史,也可以深入了解作者心路历程的渐变过程。

    1952年,何春华出生于江浙沿海一个大户人家。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历经艰辛,通过自己的拼搏与奋斗,从农民转成工人,又从工人转成一名新闻工作者。新闻虽然与文学有距离,但毕竟是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始终兢兢业业,以报道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为己任。时政新闻记者是党与政府的喉舌,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夜莺与百灵鸟的角色,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写下了大量时政新闻作品,工作之余,写过一些副刊散文,但是,这距离一个真正的作家尚有差距。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何春华变成了一名以鲁迅为偶像的反思型作家?

    翻开《向左,向右》,可以听到作者的心跳,也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还可以透过与作者相关的人与事,窥见历史车轮上的斑斑血渍——这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散文抒写的是作者的真性情,大凡在历史上留名的散文都是从作者血管里流出的血,读之或让人痛彻心扉,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或使人明理开悟,如韩愈的《师说》,李贽的《琴赋》……一位有担当的作家总是像啄木鸟一样,要啄出时代肌体里的病灶——那些触目惊心的真相,那些血渍斑斑的伤痕,最先触痛的是作家的心。但是,光啄出病灶还不行,还得设法找出病因,祛除病源。与病魔斗就是与邪恶斗,所以,一位杰出作家的内心往往是悲苦的,如鲁迅;面容往往是忧凄的,因为他心里装着人间的伤痛,如索尔仁尼琴、杨显惠等。何春华先生正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向左、向右》首先是何春华本人的心灵史,作者的写作态度类似于卢梭的《忏悔录》( “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忏悔录》)感情惟其真实,才有价值;散文抒写真情,才能打动人心。回归内心,守持灵魂,自由书写,是何春华写作此书的原则。

    《向左,向右》以事写人,人物形神毕肖。以“爷爷”为例,解放前没有加入任何党组织,在非左即右的时代大背景下,像爷爷这样的“两面派”竟然逃过了被批被斗的命运,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爷爷虽然逃过了挨整,但没有躲过人生的劫难,长子溺水而亡,次子、三子、四子患肺痨而死,爷爷与奶奶一次次亲手埋藏了他们的骨血。父亲作为爷爷的孤子,生育了三个孩子,却因家贫无力抚养,把两个儿子早早送了人。这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疼痛啊!生于这样的家族,注定了“我”身负无法逃避的责任。20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度过了艰难而平静的小学与初中时光,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为“我”日后从事新闻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WG”期间,“我”被迫中断学业,埋在心底的种子不得不进入“冬眠”状态,但只要种子在,一遇水与阳光,就会萌发,生长。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加上天生敏感,使何春华与文字早早结缘,书写于他是一种自觉,更是一种安放心灵的寄托。

    当然,何春华写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个村庄的发展史。乱石桥的传说、柿子树的故事、何氏祠堂的变迁……这些见证了“我”成长的历史活化石作为一种文化因子深深地沉淀进我的血液里,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根脉,无论他将来从事何种职业,走到什么地方,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河流决定了一个人的本色。

    饥饿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言及其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写得最多最深刻的文字就是对饥饿的记忆与体验,何春华也不例外,“我的童年全部被饥饿所笼罩,日复一日……人们从吃糠、吃树皮发展到吃土,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有的活活饿死了。”饥饿记忆使那代人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使他们奋斗不息的不竭动力。何春华写“饥饿”的文字有很强的画面感,充斥于读者视野的是一幅幅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图景,唯其真实,才更真切、感人。

    当然,六十年代不光有饥饿,还有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与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何春华作为亲历者,他以小说笔法描述那时的生产生活与阶级斗争场面,很容易把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场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辍学之后,“母亲决定让我去做学徒,并托人给我说合了一位做蔑匠的师父。”这段学艺生涯“深深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兴趣不浓,“我”终究没有做成蔑匠,“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那一年,“我成了一家砖瓦厂的工人,在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我成长为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同时经历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初恋。”“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招聘到建筑公司,做了一名合同工,在古都南京,“我”虽然干着出苦力流大汗的体力活,但在游历文化遗迹的过程中,视野不断扩大,认识不断升华,这为“我”日后写作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基础。苦难是作家成长的最好学校,长时间沉潜底层,使得何春华始终能脚踏实地,倾听人民心声,这是他从一名“百灵鸟”式的新闻工作者转变成一位为苍生说真话的“啄木鸟”式的作家的内因。社会这所大课堂让何春华完成了学校没有完成的学业。他的很多散文作品质朴无华,文字自带锋芒,既有审视,也隐含着批判与反思。

    《向左,向右》除了陈述史实,更多的是叩问,对社会、对时代、对自己的审视。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民间称其为“长*毛”,传说他们烧杀抢掳,历史教科书上说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同一件事,为何官方与民间认识上有这么大的差距?“WG”期间,那些一直受人爱戴的老师为何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有的被打倒后受不了侮辱自杀,有的精神失常?若干年后,当“我”知道林昭与李九莲的故事后,写了散文《压在心头的坟》,痛斥刽子手颠倒黑白,扼杀美与善的罪恶行径,同时,以忏悔者的心态写下了对历史与人性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我们的愚昧和残忍,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迫害,是我们集体谋杀了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们,集体谋杀了那个时代!”这种坦诚错误,勇于担责的认识境界构成了这本书的“文心”。如果一个社会多一些这样的叩问,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干净许多;一个人如果能这样叩问自己,这个人就不会丢失自己的良心与灵魂。

    《向左,向右》以严谨的事实与饱满的感情叙述了“我”的成长、转变以及精神的升华,不仅陈述了与“我”血脉相联的亲人们的人生遭际,还描述了影响“我”精神历程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作家轶事。

    何春华与钱理群合影

    促使何春华散文发生质变的事件是他自2006年以后参加的历届“散文世界”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他由此结识了一些著名作家。《向左、向右》满怀深情地叙述了这些著名作家对他创作的影响。作家韩小蕙强调:“文学要载道,要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散文要有生命的激情、哲学的关照和诗意的语言。”林非先生强调:“散文必须充满深刻的哲理,这种哲理必须是自我的感受,必须经常反思自己,让读者在思考中得到启发。”苏伟呼吁作家要关注社会、关注底层,书写苦难。聆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直接颠覆了何春华创作的价值观,“钱理群说,鲁迅不被体制收编,不被任何文化系统收编,他也从不收编别人……”“李应该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中国文学现状)存在着文化拔根、精神消解;丧失自我、随波逐流;道德冷漠、零度写作;人性扭曲、兽性泛滥;疯狂注水、执意虚构;流于形式、游戏文字等方面的一片病象。”台湾诗人痖弦的深情表白,散文作家王充闾先生的以身说法,使他深受启发。尤其是与苏伟结成至交后,苏伟的独立思想、对天下苦难的悲悯意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无一不影响何春华的散文写作。正是在这些名家、大家的引领下,何春华散文中的人文关怀、悲悯意识、自我反省意识进一步加强,他终于抛开禁锢,走上了自由书写的道路。我手写我心。近年来,何春华散文中的思考越来越深刻,“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社会面前,权力的奴仆、知识的商贩越来越多,而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则越来越成为弱势。”

    一个作家的成才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与时代的触发,更离不开本土人文历史的涵养。何春华先生就是一位被江南文化涵养,被鲁迅风格引领,被张志新、林昭精神刺痛,被钱理群、林非、苏伟等当代著名作家与学者影响的散文作家。《向左,向右》第五章《在江南》分五节记述了家乡镇江的人文景观、历史遗迹、文化名人、山川形胜以及发展演变,文笔沉郁、顿挫,感情饱满真挚,深处如大江奔流,水势汹涌,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缠绕不清,可谓水乳交融,文采斐然,让读者见识了山水镇江的秀丽风光,领略了人文江南的神奇魅力。“屈原的《离骚》,鲁迅的《野草》,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从《散文世界》到《千高原》……都像乳汁一样哺育了我,当然还有脚下的土地,还有我的母亲。”

    《向左,向右》不仅是何春华先生的心路历程,也是当代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不仅是作者半世沧桑的见证,也是同代人生命轨迹的印痕。

    写于2018年6月,全文发表于《千高原》杂志2018年第4期。

    作者近照

    石凌,甘肃灵台人,在《文艺报》《北京文学》《朔方》《作品》《奔流》《飞天》《延河》《边疆文学》《椰城》等报刊发表作品。散文集《素蓝如瓦》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获甘肃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奖,长篇小说《支离歌》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十多篇作品获全国征文奖。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杂志特约评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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