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古代史的读者大都对五代十国这一大分裂的军阀割据时期不会陌生，这是一个武人权势滔天，各种政权、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特殊年代。其一显著的特点就是清一色武将执政，且大都利用一些不甚光彩的非正常手段来攫取权利。包括其后大宋王朝的建立者，后周殿前都点检出身的赵匡胤也同样是通过军事哗变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清晰地认识到了武人集团的力量，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他意图采取兵不血刃的怀柔政策，并通过皇室与诸将联姻这种笼络人心的方式，以此来消弱武人力量。在其身后，太宗更是坚定不移地继承了他的遗志，甚至有些矫枉过正。此后北宋历任皇位继承者大都秉承太祖太宗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或主动或默认文官集团通过种种手段来打压武将势力的抬头。
在陈峰先生的这本《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中，系统分析了北宋这个基本国策，从最初产生的原因到成为所谓的祖宗之法，日渐强化到最终定型的这么一个变迁过程。他指出，崇文抑武政策对宋朝后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了武将群体的萎靡不振以及心态上的消极情绪，更对开国之初犹存的“尚武精神”走向穷途末路有着致命的影响。尤其书中提及的澶渊之盟、海上盟约以及象征着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因此，在宋朝历次对外战争中，备受屈辱，被动挨打的局面实在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与武将群体的战斗力倒退有着莫大的关联。
我们也可以通俗地从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来理解。从“出将入相”到“文武歧途”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完全可以将它理解为中央集权或皇权不断加强不断巩固的过程。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说明什么？说明文人就算权利再大，手下无一兵一卒，最终还是要依附朝廷才能获得生存。武将则不同，太祖太宗本就是肚子里没有几两墨水的武将出身，他们本身就是兵变的受益者，自然清楚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巨大机遇。因此在想到或亲见放任武将势力任其发展可能导致的严峻后果时，他们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对这些武将尤其高级军事将领做出一定的禁锢与限制。
比如太宗朝被潘美因一己之私而命丧沙场的名将杨业以及仁宗朝两位杰出的将领狄青与王德用。用今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自然明白这是所谓的“帝王制衡之术”，所以贵为天子的他们才简接默认了潘美及欧阳修对杨业、狄青这等忠心而手握重兵的武将的陷害与抨击，以保证封建王权的正常运作。
从这一点来看，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现象和必经之路。自宋以后的王朝中，我们会发现在同品级的官僚队伍中，武将大多都比文官低一品级或半级。帝王们相信，即便文官手中的权利再大，也不可能具备倾覆一个王朝的能力，而武官们则因为手握兵权，有着强大的战斗力，这就很容易遭到帝王忌惮。尽管如名将曹彬这般清醒且处处行事低调的军事首脑并不多，但这并不足以明哲保身，该来的总是会来，太宗也并不会因为他的刻意低调从而忽略了这位开国元勋身上具有的巨大能量。
物极必反的道理人人都懂，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对武将的过分制约，自然就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当时的宋朝对外战争自开国伊始就鲜少取得胜利。甚至连面对西夏这般偏僻的地方性政权时也显得手无缚鸡之力。究其原因当然值得深思。但军事首脑自身素质的低下或消极懈怠的负面情绪与军队整体战斗力的衰弱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重中之重。这其中军队战斗力的衰弱与武人集团的整体消沉又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也简接印证了上述观点中自太宗以来，对继承太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上一个矫枉过正的典型事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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